澳大利亚—东盟特别首脑会议近日于悉尼落下帷幕。这次会议引起了很多媒体热烈讨论澳大利亚会不会融入亚洲，及其未来将有什么样的亚洲战略。

从澳大利亚政府会后公布的成果分析，澳大利亚对东盟的政策一如既往地呈现出经济与政治、安全“背向而行”的态势，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澳大利亚在西方经济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表现出欲与东盟国家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强烈愿望;其次，澳大利亚仍然摆出亚太地区“副警长”的姿态，欲在民主、人权等方面对东盟国家诘难和施压;第三，在地区反恐和南海等问题上欲增强对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影响和导向作用，削弱东盟的团结和东盟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对东盟政策的“经政背离”问题长期存在于澳大利亚与东盟，以及与亚洲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中澳关系也不例外。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澳大利亚一方面希望搭乘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快车，以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紧紧追随美国，充当其在亚太地区的“副警长”，以获取政治和安全利益。

在此次特别峰会前，澳大利亚一边鼓动东盟国家在中国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新形势下坚持“自己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权力，一面又计划对东盟一些国家的人权和民主状况加以挞伐。这种政治上的“傲慢”与“偏见”也是澳大利亚对加入东盟组织的邀请“退避三舍”的重要考量。

澳大利亚对东盟国家的“双重标准”和“两面性”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东盟国家领导人的强烈批评。在地区反恐和维护亚太地区，特别是南海稳定的问题上，东盟大多数成员国表现出与澳大利亚明显不同的观点。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多数成员国在本次峰会上明确主张由当事国通过“增进相互信任和信心”来保持地区稳定，反对外来势力的军事行动“使局势复杂化”。

澳大利亚与东盟国家“经政背离”现象，深刻反映了在提出“融入亚洲”的口号近30年之后，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鸿沟仍存。上世纪90年代初，彼时的亚洲经济蓬勃发展，而澳大利亚则困难重重。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与中国和东盟等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加强经贸合作，的确使澳摆脱了厄运，成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唯一没有遭受经济衰退的西方国家。但是，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在此期间一方面表示要“融入亚洲”，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追随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内政和地区事务予以干涉(甚至是有权对亚洲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澳大利亚这种自以为是的傲慢态度表明澳大利亚对真正地“融入亚洲”鲜有诚意，其“融入亚洲”的口号不过是为了从经济发展迅猛的亚太地区获取经济利益，而幻想在政治、军事和意识等领域继续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副警长”。如果澳大利亚不丢弃所谓的“副警长”的虚荣，并切实拿出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的诚意，澳大利亚很难拉近其与包括中国和东盟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距离，更难真正地融入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