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微权力 严监管（深阅读·基层干部状况调查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基层工作琐碎繁杂、情况多样，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征地补偿监督以及扶贫资金监管，是直面群众的3个重要领域。近日，本报记者在云南、湖北、内蒙古等地走访，关注对基层干部“微权力”监管方面的一些新做法。
集体“三资”管理：
搭建数据平台，管住钱管紧人
农村集体“三资”，主要指农村集体经济中的资金、资产、资源。近年来，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干部在“三资”管理和使用、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招标、工程款结算和支付等环节经手的资金金额越来越大。“三资”管理牵涉面广，如果存在监督缺位，将影响群众切身利益。如何加强“三资”监管？一些地方开始尝试搭建信息管理和公开平台，取得了较好效果。
今年3月1日，湖北武汉洪山区的50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全面清产核资基础上，正式启动“三资”监管综合系统。该系统下设集体资产管理、财务实时监管、集体资产交易、出国（境）证照管理等4个实时联动平台和1个APP信息公开平台。其中，集体资产管理平台录入各村（村改制集团公司）所有资产资源、经济合同及村（股）民信息，统一分类管理、实时更新。财务实时监管平台与财务管理系统连接，随时掌握村（村改制集团公司）资金流向。交易事项在集体资产交易平台进行，由区采购办全程指导监督。信息公开APP，向村（股）民推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交易、资金变动等公开信息，收集相关意见建议。
这个系统的建设，一定程度上是缘于一个时间跨度达10年、上访数年的信访积案。多次上访的是武汉市洪山区青菱街道西湾村的一些购房户。2014年，西湾村成为储备用地，购房户所购的楼房被拆除。当这些购房户想要求还建房及货币补偿时，却被告知自己的房子是违章建筑。原来，2008年5月，武汉市添德成商贸有限公司与西湾村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租赁土地用于物流仓储建设。然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殷某却将土地私下转租给蔡某，蔡某未办理任何手续，就私自在土地上建设了一批楼房并出售。
“这一案件是‘三资’管理混乱的典型案例。”洪山区纪委书记朱亚介绍，目前该信访案已案结事了，蔡某等人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提起公诉，监管不力的13名领导被问责。但“三资”管理中职责不清、监管缺漏、家底不清等问题必须引起重视。洪山区“三资”监管综合系统运行以来，着力从源头上遏制村干部腐败，推进集体经济良性发展。
征地补偿监督：
严格公开公示，以透明促规范
征地拆迁补偿，数额大、涉及者众。2012年至2015年，云南昆明市官渡区城管系统就有20多人被纪检部门和司法机关查处，其中科级干部有6人，在查处违规建房过程中收受贿赂的有12人，在承揽工程和拨付款项为他人提供便利的有4人，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收受贿赂的有1人，滥用职权并私分罚没财物的有3人。
官渡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鲁云华表示，官渡区城管局的“塌方式”腐败反映出廉政建设工作不到位、对下属单位监督指导不力以及对执法人员警示教育不够等突出问题。“通过查处该案，进一步完善制度，最近两年官渡区在征地拆迁等方面的违纪违法现象已鲜有发生。”鲁云华说，这主要依靠全流程各环节的规范与公开，挤压可能滋生贪腐的空间。
“拆迁补偿启动前，拆迁补偿资金就会由社会投资人打到拆迁指挥部、社会投资人和银行的资金共管账户上，同时还要测量记录房屋信息。”官渡区城改局负责人表示，在这一过程中，城改局不直接参与，扮演监督者角色；制定补偿标准的过程中，要求不仅征求被拆迁人、村民小组、社区意见，还需报请区政府审批同意后才能施行；直接参与拆迁的房调、地调和拆迁公司则经过招投标程序确定。
官渡区关上街道纪工委书记黄振华表示，即便各方签订了补偿协议，也要接受跟踪审计，在经办人、分管领导、主管领导层层审核把关签字后，资金拨付审核表才正式生效，而具体资金拨付由银行负责直接打入被拆迁人账户。
“资金只能由签订协议人领取，如有代领需提供委托公证书。”黄振华说，拆迁协议签订后还要公示，“连片拆迁周围人都知根知底，能有效监督。”此外，拆迁中还要接受全程跟踪审计，审计人员会现场核实被拆迁房屋的情况，“反复公开公示、签字审批、跟踪审计，要贪腐非常困难，违法成本也非常高。”
扶贫过程监管：
整合信息资源，形成监督合力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切实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对挪用和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严惩不贷。其中，对扶贫资金发放的监督是重点。
“通过大数据比对，我们一下就查出了30户重点贫困户的非寄宿学生领取寄宿生补助金1.5万元。”湖北武穴市教育局局长何太平说，武穴市依托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整合发改委、财政、人社、住建、教育、卫生、水利、农业、税务等相关科局信息资源，形成了对扶贫资金发放的合力监督，“打通信息形成合力后，我们明确掌握了贫困家庭各学龄阶段学生的状况，哪些孩子是适龄入学儿童，哪一家享受什么优惠政策、领了多少钱，力求不让一户贫困家庭在享受国家政策时漏掉。”
“依托大数据管理平台，可以实现让扶贫资金在监督下流动，在数据中留痕。”武穴市委书记郝胜勇说，根据大数据管理平台的相关信息，全市共为8459名贫困家庭的孩子发放853万元的助学补贴，经核查后无一重复无一遗漏。
“财政扶贫项目发生的所有支出及票据，必须经项目监督小组审签，才能作为向财政部门报账的依据。”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则引入了参与式扶贫方法，激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以此形成对扶贫项目的监督合力。突泉县扶贫办主任屈彤年说，县里明确要求实施财政扶贫项目的村必须成立项目监督小组，小组由村民代表集体推荐4—5名德高望重、公正廉洁的群众组成，对扶贫项目的申报、实施和验收过程进行民主监督并提出建议。所有项目村项目监督小组成员名单要报县扶贫办、县财政局及项目地财政所备案。
在突泉县学田乡大保村的通村公路修建过程中，村民监督小组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民监督小组成员吴立军等人发现，路上有一条小渠，平时没水，但雨季来临时就会流水，施工方却没有设计过水路面。同时村民刘建军反映有一处转弯过急的路口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这些问题，实地勘测调研后，村民监督小组立即向乡里汇报，乡党委和政府要求施工方进行了整改，确保建设资金用在实处。
统筹：本版编辑 任筱霞
《 人民日报 》（ 2018年06月19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