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厉以宁：中国现在需要培养大量的、新的民营企业
CFIC导读：
民营企业如何能够持续发展？民营企业在发展中为何总面临着“人才问题”？企业家如何将精神传承下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在“第六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上给出了他的答案。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在“第六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上发表演讲。民营企业如何能够持续发展？民营企业在发展中为何总面临着“人才问题”？企业家如何将精神传承下去？厉以宁在演讲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厉以宁（资料图）
以下为演讲节选：
今天的议题，我讲一讲当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怎么样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首先，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发展，不能全靠国有企业，一定有相当大的私营企业，中国现在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大量的、新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说培养新的呢？因为他们能够跟上现代的潮流。
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速度快主要由三个原因造成，或者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有三类：
第一，第一批中国的民营企业是硬拼出来的。很多民营企业是从地方的小企业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家原来对经济学、管理学不是太懂，但是他们通过硬拼一步步发展起来。
第二，一些人在国外留学，接触到新的经济学、管理学，随后在中国成立企业。但是他们中的有一部分长期待在国外，对中国的国情不是太了解，所以在中国创立企业后又撤退到香港或国外了。
第三，最有希望的，而且是能够起作用的就是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长期在科研机关工作的人。
那么民营企业的问题在哪里呢？民营企业要怎么才能起作用？
问题是在产权保护，这么多年以来产权保护没有得到重视，最近才反复提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产权界定、产权清晰。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们？包括新投的、国外投的、国内自己投的企业，主要是政府对所有企业在法律上一视同仁。
我们过去经常讲，民营企业自己靠自己，虽然靠自己也不错，但是靠自己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民营经济应该是不违法经营的，在这里要注意区分不违法经营和合法经营，这两个概念不同。不违法经营主要讲，如果我违法了，被检举，检举一定要收集证据、要有根据，过去我们不讲根据。而合法经营是符合相关的法律要求。
现在法律保护合法经营。民营经济首先一条自己保持合法。
第二，民营企业要真正起作用，一定要实行严格的法人治理结构。
就是说民营企业在发展中必须有一套以股东会、董事会为主体的法人治理结构。另外，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的进步，因为经济在不断变化，企业一定要懂现代科学技术。要不断的学习，可以重点学习与企业相关的内容，不断的学习是提高民营企业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我们经常讲民营企业需要的是让企业继续发展。
当下，有人说小的民营企业没事，大一点民营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好处是可以明确产权关系，使企业能进一步发展。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现在要与大家深入讨论，民营企业只要招人。
我现在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春秋时代，鲁国政府有一个规定，凡是鲁国人到国外去，看到有奴隶的，可以自己垫钱赎出来，回国后到政府报账。孔子一个学生叫子贡在国外，果然看见外国人在街上牵着奴隶走，子贡看见后垫钱赎出奴隶，但是回国后没有到政府去报账。
全国就议论说，子贡人品高尚，自己垫钱赎买奴隶，又不报账，自己承担了费用。孔子知道这件事情，对子贡说，你错了，你不该这么做。你的做法会使成为奴隶的鲁国人很难被解救出来。你是买奴隶不报账，人品高尚，随后别的国人听到有卖奴隶的就会溜掉。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你买了不报账是品德高尚，如果我买了再去报账就会被说人品不好。
果然，从子贡以后，很少有人去政府报账，但是解救的奴隶也少了很多。
第二个故事：孔子有一个叫子路的学生，年轻力壮，有一天他在河边走路，恰好有一个农工掉到河里了，他赶快上前把农工救上来。农工为了表示感谢，送了子路一条牛，在春秋时代一条牛很贵的。
子路高高兴兴在街上牵了牛就回家，回家的路上有人议论，这小伙子救人不错，但是人家给了一头牛，你竟然敢牵回家去，可见人品不怎么样。
孔子知道后当众表扬了子路，说他做的对，就是要这样。为什么呢？主要是你跟人家讲好，人家给了，你拿回家也可以，你炫耀也可以，因为你的榜样作用会引起更多的人以后去救快被淹死的人。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存在这个观念问题，给奖金、给红利等等，在法律规矩下不好拿。
但是下水救人，人家私自送个礼品，该不该拿？好不好意思拿？孔子为什么批评子贡，孔子认为我们应该做法律的范例，救了人，去报账有好处是应该的，这样其他的国人会觉得有责任也要去报账。如果像子贡一样不报账，那以后没人再去救奴隶了。做事情要懂得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另外，民营企业在发展中还有一个问题——人才问题。每个民营企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他没有机会表现出来，你就很难留人。
比如，五个手指头中，谁敢排第一？大拇指说我最粗，二拇指说我最灵活，中指说我最长，第四说我最珍贵，结婚戒指戴我上面。也就是说各有长处，发挥每个人的长处能够发掘到更多的人才。
民营企业家实际上都是相互帮助的。举个例子，当年到东北闯关东的主力就是山东人、河北人移民。短短几十年之内，把东北开放了很多地方，小城镇建立了农田等等。
这说明移民社会是高效率的。很多移民相互帮助，在陌生的地方创造了文化，创造了财富。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是创业。移民社会一个重要的问题，怎么样把精神传递下去？我们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以后，那大家就可以知道，民营企业家也应该是这样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吸收新人、不断地容纳原来的同事，中国民营企业大有可为。
本文来源：搜狐财经、新华网思客
延伸阅读一
厉以宁：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历史逻辑
我国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已经走过40年光阴。4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40年的经验弥足珍贵。在一系列成就和经验当中，股份制改革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项。股份制改革不仅巩固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搞活了国有企业，而且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市场活力。回顾这一改革历程，把握它的历史逻辑，有助于深化对股份制改革的理解，在新时代继续将改革进行到底。
经济改革在农村率先破题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我国经济也在发展，但同一时期，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变化更加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力量，走上了开放道路。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转向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经济加速发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此为起点，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进行了三项具有重要影响的改革：
一是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在某些地方农民尝试实行家庭承包制，但不久就被取消了，因为这与人民公社制度不能并存。20世纪70年代末，在改革的旗帜下，在安徽、四川等省份，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实行“大包干”，也就是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得到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快速推广开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出现了新的气象。
二是兴办乡镇企业。农村家庭承包制推广后，一部分农民考虑到农村有富余劳动力，便产生了兴办乡镇企业的想法。市场缺少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销售什么。技术工人不足，他们便到城市中去寻找退休工人，聘他们来乡镇企业传授技术和指导生产。很快，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农村，乡镇企业不仅得到较快发展，而且兴起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厂。更意想不到的是，在乡镇企业成长的同时，有些地方还涌现出一批乡镇企业家。
三是建立经济特区。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0年，党中央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挥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改革和开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这三项改革好像给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三块大石头，激起阵阵波浪。从1979年到1984年短短5年间，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重大变化。比如，凭票供应的时代结束了，农贸市场中的商品日益丰富，鸡鸭鱼肉、粮食蔬菜水果应有尽有。又如，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建筑材料、纺织品、食品等许多商品被生产出来。在火车上、轮船上、长途汽车上挤满了手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模样的人，他们是乡镇企业派出的推销员，大包小包里装的是商品样本。于是，在大一统的计划市场以外，出现了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大一统的计划市场被打破了。甚至像钢材、煤炭、五金制品，在农贸市场上也能买到。再如，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香港。尤其是在深圳，一栋栋高楼、一座座工厂、一条条马路、一片片商业区和住宅的建成，都体现出特区速度，这使得经济特区的劳动者、经营者、投资者感到无比骄傲。
改革重心向城市转移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宣告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转移。
这时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是不是农村会被忽视呢？并非如此。农村家庭承包制这时已经在全国范围推广，农民生活已初步改善，多种经营也逐渐被一些条件较好的县、乡、村所关注。此外，乡镇企业这时也开始重新组合，成为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生产方式。可以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已经步入正轨，城市改革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的重心。这是形势使然。把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当时至少有三个考虑。
第一，城市是我国经济的重点。因为国有大型企业都设在城市，如果不从体制方面着手改革，很难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我国不仅应当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应当提高经济的开放度。提高经济开放度应当从一些条件较好的沿海城市或内地交通要道边上的大中型城市着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
第三，从我国国情出发，就业问题在长时期内将一直是我国最大的民生问题。不深化城市改革，不仅城市发展不起来，而且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也找不到就业出路。只要城市繁荣了，日积月累，就业人数就会越来越多，社会就会更加稳定。
因此，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是符合实际的。
股份制改革思路逐渐清晰
怎样对城市和工业、商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进行重大改革呢？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热门话题。在改革主线或者说优先次序问题上，经济学界主要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把价格改革放在首位。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主张仿照1949年西德的改革，全面放开价格，接受市场的价格波动。他们认为，西德的价格放开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范例。价格放开以后，经济可能会乱一阵，但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入复苏，再转入繁荣。这种改革思路又被称作“休克疗法”。
另一种是把产权改革放在首位。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经验，因为西德以私营企业为主，在市场经济中能够适应价格改革的私营企业会继续存在并发展壮大，不能适应价格改革的企业会被淘汰或者被改组、兼并。中国的情况与西德完全不同。西德的企业是私营企业，而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不可能因价格放开而变得灵活。放开价格后，西德企业通过重组、兼并再次获得新生的经验，也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国有企业。如果价格一下子放开，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民经济很可能会遭受到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1986年4月，我提出了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的主张：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创造一个适宜于竞争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责任、刺激、动力等问题。
实际上，仅仅是关于全面放开价格的传言就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在1988年夏季，出现了挤兑和抢购风潮，引起经济较大波动。因此，适用于我国工业和企业的改革思路不是首先推动价格改革，而只能是首先推动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产权界定、产权清晰和股份制改造。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包含了大量工作。
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做法：存量不动、增量先行
把股份制改革的思路付诸实施远不是那么简单的。经济学界有人认为，股份制改革就是私有化，就是把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企业。他们认为，小企业特别是一般轻工业企业可以走股份制的道路，因为它们是小企业，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则不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
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后才发生变化。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股份制开始积极试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这无疑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它明确了通过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企业中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能够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统一。于是，理论界一部分人对股份制性质的质疑就逐渐消失了。
但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仍面临难题。例如，国有大企业的资产在改制过程中会不会被知情者个人或相关知情人以不同方式私吞呢？这种情形不是没有可能发生。于是，在股份制改革实践中，我国创造性地采取了“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这就是说，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流通股，即“存量不动”；另一类是流通股，即“增量先行”。这样，国有大企业终于走上了股份制改革道路。
为了便于更多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纯粹的民营企业能够上市，有必要及时制定证券法。1998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我国的股份制改革和企业上市从此有法可依了。
一个根本性举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虽然为股份制改革开辟了通道，但也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在国有大企业的股份构成中，非流通股所占比重过大，即人们所说的存量过大。这样一来，即使国有大企业成为上市公司，股东会也开不起来，董事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即绝对控股的国有大企业的声音。在证券市场上，有些散户买了上市国有大企业发行的股票，但散户的股票起不了任何作用。换句话说，上市的国有大企业只取得了融资，但由于非流通股数额巨大，企业的运行机制没有改变，依然活力不足。
1998年证券法通过后，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就接着展开了。这次改革的目的是把数额巨大的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具体做法是：非流通股持有者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补偿；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为什么在非流通股上市前要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补偿？这是因为，当初国有大企业上市时，在招股说明书上曾作过非流通股暂不上市的承诺。这等于是一种“要约”，必须遵守。现在非流通股要上市了，违背了当初的承诺，所以要取得流通股持有者的谅解，给予补偿是合情合理的。至于给每个流通股持有人多少补偿，则由市场根据上市企业的效益好坏来决定。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终于成功，这是政府和企业界、证券界、经济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面向新时代继续深化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改革的成功，展现了从实践突破到认识突破、再到新的实践突破和新的认识突破，并不断循环往复、达到新的实践和认识高度的历史逻辑。它说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能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就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股份制改革的成功，用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够成功结合，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能够很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在同其他市场主体竞争与合作中焕发活力、做大做强，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股份制改革的成功，还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就能激发社会活力、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推动改革的巨大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实行分类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依法依规建立和完善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从而明显加快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已经实现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重要领域全覆盖；明确提出坚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方向，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等等。这些改革突破，使国有企业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使国有企业的主业核心竞争力得到快速提升，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中的佼佼者，正在加速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由大到强的转变，仍然需要继续深化股份制改革。要看到，我们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勇做新时代改革的推进者。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资深教授 厉以宁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延伸阅读二
厉以宁：富二代们“背叛”，家族企业真要“富不过三代”？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在过去十多年从无到有，发展迅猛。根据去年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家庭财富规模日益增长。
2016年，中国民间财富规模近130万亿人民币。如何打理好手中的财富，让它更加稳健地增长，成为全民都在关注的课题。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与个人理财不同的是，家族企业不仅要管理财富，还要实现财富的一代代传承。这一目标的实现与整个家族企业的经营密不可分。
家族小微企业通常只有“家族盈利”一个目标，即增加家族成员的收入。如果家里有几个孩子，到适当时候，家族小微企业会分成几个，让孩子们单门独户，自己经营。只要企业能够继续经营下去，财富就得到了管理和传承。
而家族大中企业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目标，或称“两本账”。一是“经济账”，搞好家族企业的经营，使其发展、壮大；二是“社会账”，即照顾本家族中的弱者，让他们也能过上安定、舒适的生活。然而家族中的弱者可能会混入一些懒惰之徒或染上恶习之辈，家族有人认为不能白养这些人，要求分家，造成“两本账”无法并存，最后分家析产。但“两本账”的问题依然存在，分家后的企业发展起来又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只能继续不断分家。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家族大中企业无法做大做强，家族财富无法顺利传承下去。因此家族大中企业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打破“两本账”的桎梏。
另外，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还需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如果交易者勤奋肯干讲诚信，就能够在发展过程中获得其他人的帮助，这种人际资本关系就是社会资本。
01、家族企业也需自我代谢
不少家族企业认为，品牌是祖辈创造并流传下来的，是家族的宝贵财产。但企业要想传承下去，就必须进行品牌的持久化和更新化。再大的家业最终也会坐吃山空，一些家族企业很少考虑依靠技术创新充实品牌，也不知道依靠产品升级和产业升级才能突出自己的优势。
家族中小企业有自己的优势，一是机制灵活，船小掉头快；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看准了就做，做不好就改，改不了就换。关键是要小而精，小而强。
珠三角一些家族中小企业就摸索出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第一，使用新的产品设计；第二，选择新原材料、新配件；第三，增添新的产品功能；第四，使产品更加人性化、人情化；第五，使产品、工作场地，或者厂区更清洁、卫生；第六，在生产或服务的过程中采取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等，夺取市场份额。这样，家族中小企业就有可能做精做强，扩大生产，扩大销售规模。不仅自己推陈出新，使自己的品牌长远发展下去，还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竞争优势，在与其他大型企业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在市场上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而实现财富的传承。
家族大中企业也同样如此，只有不断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才有可能保持住自己的企业和财富。
02、富二代的背叛
家族企业在发展中普遍面临一个问题：家族大中企业中的“富二代” 明确表示不愿意接班，也就是不愿意担任未来的企业接班人。
这主要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富二代”不愿接班。即“富二代”已经从大学毕业，学有专长，并且已经找到工作。他们不想丢掉自己的专业，有时还反映：“我们不是经商、办企业的料，我们也不熟悉企业管理和营销，实在不能接班。”
第二种情况，“富二代”只愿当个副手。即“富二代”已在家族企业中工作了一段时间，还担任了部门主管等职务，但他们并不热衷于成为未来接班人，他们认为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想要胜任，太艰难了。“还是让贤为好”，自己只愿当副手，或只分管一个部门。
第三种情况，“富二代”虽然想接班但能力不够，家族成员也不同意。有些“富二代”想接班，但家族认为他们既无大志，又无远见，很难把家族留下来的企业经营下去，何谈使其发展壮大。
在难以选出令家族满意的接班人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应运而生。这群人最初被称作“大管家”，他们通常是在家族大中企业任职多年的高级职员，受家族的信任，熟悉业务、精于管理，而且忠心耿耿，能够扶助富二代“幼主”继承家族企业。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大中型企业先改为公私合营，后又组成国有企业，家族企业实际上已不再存在。改革开放之后新的民营企业出现，进入从 21 世纪，民营企业（包括家族企业）迅速发展，也开始录用职业经理人。“大管家”模式逐渐退出市场，职业经理人开始在民营经济（包括家族大中企业）中普遍起来，解决了富二代“背叛”家族企业的问题。
03、家族企业的转型与重生
不论大小，家族企业要想实现财富的不断传承，就必须要实现转型。首先，需要摆脱旧体制的影响。民营企业和家族大中企业都必须走现代企业的道路，最终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二是摆脱旧所有制的影响，产权清晰且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律面前，所有制不同的企业是一律平等的。
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认识，即认为转型或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的任务，至于民营企业、家族大中企业，则不需要进行体制改革。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正确的观点应当是：除少数特殊行业的企业外，国有企业都需要公司化；产权界定清楚后一律受到法律的保护；公司内部拥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都按照规定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公司的效率必然提高，资源配置也必然提供更高的效率。
民营企业，包括家族大中企业转型的具体做法就是明确产权，也就是使企业产权落实到投资者个人。同时，企业公司化以后，一切按照法人治理结构的规则处理，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按规则各尽其职，也各负其责。
前文中家族大中企业面临的富二代“背叛”家族企业的难题，也只有通过转型、公司化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来解决。
富二代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允许他们持有一定份额的股票但不担任公司职务，或者允许他们转让自己的部分或者全部股权，将所得用于自己的专业、事业，一切以符合法律法规为准。这样，富二代的愿望实现了，改为公司制后的家族企业也可以照常经营，逐步发展。
富二代只想做副手或部门经理时，也要听取董事会和总经理的意见，因为其能否胜任企业的副手或部门经理一职，不是他本人说了算。否则即使任命了，以后仍然可能出现纠纷。
而把接班人一职先交给“大管家”，由他帮助富二代“幼主”作为过渡，再正式任命富二代“幼主”为企业第一号人物，不管如今还有多少家族企业还在用这种模式，必须认识到这种模式早已过时了。公司化以及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的家族大中企业管理模式，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和传统的家族大中企业管理模式是不能并存兼容的。
04、家族企业转型三难的问题解决之道
民营经济和家族大中企业转型有三难：融资难成，人才难得，技术创新难赢。需要从政策角度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然而，企业自身并不是毫无办法。珠三角的一些民营经济和家族大中企业就找到了如下的解困之策：
第一，设法利用证券市场进行筹资，在适当的条件下，走上新三板上市之路。
第二，民营企业、家族大中企业“抱团”。“抱团”就是相互支持、合作分享、和解共赢。用珠江三角洲工商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要“抱团取暖”“抱团过冬”“抱团闯国外”“抱团搞创新”等。
第三，对民营企业、家族大中企业来说，不仅需要技术创新，同样需要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和机制创新，总之，要千方百计打通创新之路。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也是可以交流的。
第四，民营企业、家族大中企业最重要的转型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走向公司化。公司化是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的必由之路。迟改不如早改，不应该抱有“拖也无妨”的想法。“拖而不改”“拖而不决”都是在自欺欺人。民营企和家族大中企业需切记。
民营企业和家族大中企业即便已经转型实现公司化，市场竞争中也一定要稳中求进。稳，指的是稳扎稳打、稳步前进，不要冒大的风险，因为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一般说来底子薄，禁不起折腾。前面提到的“要走小而精，小而强的专业化道路”，是国际上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这个经验不能忘记。
“富不过三代”这句老话，可能反映了一些情况，但未必具有普遍性。经济形势是时刻变化的，经济周期总是同技术的重大变革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任何一代的家族企业管理人都要有大智慧。创业不易，守成更难。这是因为，经济在变化，经济周期继续或隐或现，技术在不断进步。不能死抱着“以不变应万变”这一过时的策略，任何一代企业管理人都要不断根据新情况，做出新判断，提出新理念，否则终将被市场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