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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减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教育界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什么是负？”“负从何来？”“该怎么减？”……围绕这些问题，11月14日，省政协在昆明召开专题议政协商会，邀请省政协委员、专家、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展开对话协商。
“减负”之重
认清减的本质 尊重教学规律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列为非补不可的“民生短板”。今年初，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省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引起全国、全省两会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
在今年9月10日召开的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一系列重要举措和部署，反映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把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作为重要问题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协商会上，曾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陈舜副省长直言：“所谓‘减负’，减的是处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们过重的学业负担，应该是减无聊无趣无用无效的学业负担，但不是不再提倡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
“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是要减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部分，而不是否定考试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是不让教师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辅导帮助，不是简单地减作业、减课时，更不能降低教学质量。”省政协主席李江表示，“知识积累、能力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要尊重、遵循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加强素质教育，减负增效，才能让孩子更自由、更全面地发展。”
“精心培育，静待花开。”省政协委员、楚雄第一中学高级教师张芸说，面对中小学生课内课外负担超重的严峻形势，以及各种顽瘴痼疾，全社会、家长、教师等都需要戒“焦”戒“躁”，要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让教师有时间、有空间、有情怀去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提质增效、助力减负。
“减负”之累
本末倒置 治标难治本更难
1955年，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之后的60多年，国家又先后下达过10道“减负令”，其工作持续时间之长、引发争议之多、范围涉及之广、社会关注之热、参与程度之高，都是很多工作不可比拟的。
但同时，“减负”治标治本之难，也成为多年来各界持续关注的“老大难”问题。
对云南而言，由于“老、少、边”的特殊省情，“减负”工作更具有特殊性，更需要因地施策。多年来，我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结合实际，出台了具有更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在实践中也收到了较好成效。
协商会前，省政协联合云南网和云南省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院发起网上问卷调查，分别对学生、家长、教师三类人群发放问卷，历时27天，共收到147万份有效问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的学生认为学习负担一般，但是“父母要求太高”是造成压力的主要来源。与之相对应的是，八成以上的家长表示自身关注子女的学习成绩排名，六成以上家长认为没必要降低子女学习负担。
结合网络问卷调查的分析数据与省外相关数据的比对，调研组认为我省中小学生“负担”总体上位于全国中等偏下的程度，中小学生“负担”问题主要聚焦于省会城市及部分州（市）所在城市、聚焦于部分名校和部分民办学校、聚焦于家长对学生增加的课外负担、聚焦于社会培训机构不规范的培训导向。
省政协委员、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张瑞才指出，从总体上看，城市学生由于竞争压力大，相对“负担”要重一些，是“减负”的重点。
“虽然我省不属于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重灾区’，但随着中小学生负担多元性、隐蔽性、复杂性的加剧，社会各方要求‘减负’的诉求强烈、呼声很高、期望很大，我省‘减负’工作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仍然任重道远。”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与会各方的一致认同。
“减负”之策
委员专家齐支招 呼吁合力推进“减负提质”
会上，10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针对我省中小学生“减负”中普遍存在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课业负担过重、课时分配不均、过度使用教辅资料、校外培训机构不规范、家长过度焦虑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教育、发改、司法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也作了对策回应。
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梁永红从自身专业视角切入，提出了心理学应对策略。“孩子、家长、老师都应该明白，健康的身体、心理同步成长的心智、良好的德行与习惯、积极的心态这样的‘本’，才是成长最大的支撑，应该学会‘舍末逐本’，给孩子‘试错’和‘一天一天长大’的机会。”她建议广大家长把急躁的心态放慢下来。
省政协委员、昆明市海源小学校长邓国谊则认为除课业负担外，还应关注书包的重量。她测算，相较2006年以前，现在每个中小学生的书包平均重量净增3千克。为此各级科研中心教研工作应创新提升，承担起教学改革新导向，统一制定学科单元学业测试、期中期末的学业测评。各类学校严格遴选优质教辅，并降低卷本的使用量，卸下孩子肩膀上的负担。
针对备受争议的“三点半放学”难题，昆明市政协委员、官渡区福德中心学校校长王蜃淋献出一计：“学校可实行早8时30分、晚4时30分的学习时间制度，将‘三点半放学’难题合理缓冲。”她同时建议对现行公务人员上下班作息时间进行调整，变为“朝九晚五”，系统性地解决课后服务问题。
昆明市政协委员、云南金诺教育集团校长王杰建议，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班次必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培训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地中小学同期进度，“我们也希望教育等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提出具体要求。”
省教育厅副厅长赵德荣表示，要把各种随意附加给学校和师生的非教学任务、非教学内容禁止住，在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开足、开齐音乐、体育、美术、科学实验、信息技术、综合实践等课程和落实每天锻炼1小时等要求上，甚至要采取全省一刀切的措施，变考分主导的评价为成长主导的评价。
问卷数读
教师：超四成认为学生学习负担重
本次调查共获得来自教师的调查问卷115805份
在对学生学习负担较重的原因认知上
32.4%的教师将首要原因归结为“家长对成绩的过度追求”
27.2%的教师将首要原因归结为“学生自身的问题，包括学习方法不当或效率不高等”
19.3%的教师将首要原因归结为“教师或学校对成绩的过度追求”
14.3%的教师将首要原因归为“课程设置的问题”
高达42.2%的教师认为学生目前的学习负担“比较重”或“非常重”。其中，9.2%的教师认为非常重，仅有9.8%的教师认为学生目前的学习负担“比较轻”或“非常轻”。
分地区来看，在昆明地区，36.7%的教师认为所任教的学生目前的学习负担“比较重”或“非常重”，认为学生学习负担“比较轻”或“非常轻”的教师则占11.3%；而在乡镇村地区，认为学生学习负担重的教师比例上升至42.6%，认为学生学习负担轻的教师比例则下降至9.5%。
学生：父母要求太高是造成压力的主要来源
本次调查共获得来自学生的调查问卷约518950份
学生对学习负担的感知
学习负担“比较小”：6.2%
学习负担“非常大”：5.4%
学习负担“非常小”：3.1%
学习负担“比较大”:18.6%
学习负担“一般”：66.7%
八成以上的学生对校园学习持有积极正向的态度。从作业完成时间来看，近七成的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在1个半小时内。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七成的学生认为学习负担一般，但认为学习负担大的学生比例要高于认为学习负担小的学生比例。
分地区来看，位于昆明市或市级城市城区学校的学生，认为自身的负担较小的比例要更高一些。具体而言，昆明地区学生认为学习负担非常大或比较大的比例为24.3%，仅高于整体水平0.3个百分点，而认为学习负担非常小或比较小的比例为10.8%，高出整体水平1.5个百分点。
在压力来源的判断上，父母的要求太高是学生认为的主要来源，也是学生最期望减轻的方面。“自我的要求”“家长的期望”“同学的竞争”构成了三个几乎并重的压力来源。其中，昆明地区的学生将“家长的期望”和“自我的要求”选为压力来源的比例要稍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将“老师的要求”也作为压力来源的比例也要更高一些。
在降低学习压力的期望措施上，54.5%的学生最为期望的是“父母不要要求太高”，12.9%的学生则希望“老师不要要求太高”，22.8%的学生则最期望“减少学校的作业”。
家长：六成以上认为没必要降低子女学习负担
本次调查共获得来自学生家长的调查问卷约762085份
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以上的家长表示自身关注子女的学习成绩排名，近半数的家长表示对孩子目前的成绩排名并不满意
分地区来看，昆明地区，78.0%的家长反映会非常关注或比较关注孩子的成绩排名，而在乡镇村地区这一比例上升至86.6%。
同时，九成以上的家长表示了对孩子成绩的担心或焦虑。高达91.1%的家长表示自己会为子女的学习成绩排名感到担心或焦虑，其中62.0%的家长担心成绩下滑，而29.1%的家长则会因孩子成绩不好而感到焦虑。仅有8.9%的家长表示基本不担心。
在对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必要性的评价上，多达61.6%的家长认为目前并没有必要降低子女的学习负担。（记者 张潇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