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郑永年：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秩序的脆弱性
历史上并不缺“奇特”的政治领袖，但从来没有一个像今天的特朗普那样对世界造成如此的不确定性（档案照/路透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台以来，整个世界几乎一直趋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这个世界似乎就是特朗普一人的舞台，人们每日关切他的推特，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无论是实际层面的还是概念层面的，无论是物质意义上的还是心理意义上的。历史上并不缺“奇特”的政治领袖，无论是被视为是好的，还是被视为是坏的，但从来没有一个像今天的特朗普那样对世界造成如此的不确定性。
不过，这并非特朗普的个人能力，而是客观环境使然。这个客观环境就是“全球化”。从前，不管政治人物如何“奇特”，其影响力总是局限于一国之内，或者一个区域之内。但全球化可以把一个“奇特”政治领袖的影响力迅速扩展到整个“全球村”。另一方面，特朗普所造成的“全球现象”也几乎赤裸裸地表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或全球村，实际上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资本造就了全球化，也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就政体或共同体而言，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地方性的政体，包括原始部落、城邦、各种类型的地方共同体。在这个阶段，各个政体之间可能存在贸易关系，但没有实质性的关联。第二、帝国时期。帝国是松散的联盟，帝国内部的贸易比较频繁，但帝国往往是“统而不治”或者用暴力手段维持帝国的整合；帝国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因为帝国的本质就是无限的扩张。
第三、近代民族国家阶段。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各国对内部的一切包括人口、经济和政治等享有主权，“国家利益”的概念首次被应用于国家间的关系。第四、全球化下的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也可称之为“后主权国家”，因为尽管名义上各国仍然享受主权，但实际上国家所能享受的主权空间越来越少，出现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国家的这个演变过程中，资本扮演了主要角色。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简单地说，全球化就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资本和国家有些时候具有共同的利益，有些时候两者的利益处于冲突之中。早期，资本需要国家的支持而得以迅速全球化。历史地看，不管有无国家，资本本身也是会全球化的，国家的支持只影响资本全球化的速度。
而近代主权国家的形成，也需要资本的支持。历史地看，民族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组织形式，黑格尔因此把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称为“历史的终结”，即民族国家是最终的国家形式。同样，没有资本，民族国家也会形成，但形成的过程就会困难得多，缓慢得多。
民族国家主权力量的消解
当代全球化则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有学者已经作出分析。简单地说，民族国家的主权力量被两种力量消解了。在民族国家之上有跨国公司，资本在全球流动形成了跨国公司。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宣称自己具有完全的经济主权。全球化对小国家经济主权的负面影响更大，这些小国家如果不加入全球化，会永远处于贫穷之中；一旦进入全球化，有可能致富，但更有可能被洗劫一空。更严峻的是，资本不会容许任何一个国家流离于全球化之外。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全球化进程只是时间问题，无法逃避。
在主权经济下，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一项技术，就会产生就业和税收，资本、政府和社会大家各有所得。但在后主权经济体时代，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一项技术，不见得有就业，不见得有税收，因为资本既可以选择留在本国，也可以选择流出国外。可以确定的是，迄今为止，资本全球化都导致各国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和各国之间收入差异的扩大。
在民族国家之下有非政府组织，或者社会力量。今天的社会力量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力量已经有天壤之别。传统社会组织大多是地方性的、局限在国家内部，今天很多非政府组织本身就具有国际性，犹如跨国公司。即使是地方化的社会组织，也和国内的其他组织，或者国外的其他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看曾经为特朗普做顾问的班农所做的事情就知道了。社会组织有能力推动一场全球性的民粹主义运动，这种情况从前并不多见。
全球化尽管造就了“全球村”，但这个“全球村”并不存在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政府。这便是问题之所在。之前，人们对诸如联合国那样的国际组织抱有厚望，但现在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往往沦为大国的工具，较小的国家可以参与，但离开了大国，效果发挥不了实质作用。
在客观层面，全球化对各国所造成的影响，如同一个国家内部过于集权，对地方政府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在一国之内，如果太集权，地方政府和社会就很难发展出自己的责任感，大家只看着掌握大权的中央政府，尤其是那些握有实权的领导人。
同样，在全球化下，各国不能脱离全球化而生存，“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很多国家的生杀大权。但在对付全球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时，各国政府则往往无能为力。即使想对自己的国家负起责任，但多数场合都力不从心。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不仅流行于较小的国家，即使是最大的国家，例如美国和中国都可以感觉到。
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改变全球化的趋势。一些强势政治人物的确可以“逆”全球化的潮流而行，但结果自己也成了“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