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泛在网络推动研发设计向开放合作、国际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网络连接程度不断提高推动研发设计活动走向开放和合作，用户逐步参与创新过程。进入数字化时代，全球创新资源之间的连接进一步增强，创新资源的流动性和可用性得到了极大提升，创新主体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应用知识、创意等创新要素和资源。当前，研发众包已成为一种趋势，企业通过网络吸取全球智慧来获取技术解决方案。还有一些企业将顾客集成到研发设计等创新过程，在产品正式销售前与潜在购买者共同设计产品，使客户由一个纯粹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合作生产者，从而帮助企业完善自身产品。
研发设计向国际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互联网、物联网的“全球连接”功能使得企业分工更加专业和深入，并为企业组织开展国际分工和合作提供了条件。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向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上全球各地的上下游企业下达统一指令和标准， 从而建立起统一的数字化设计、虚拟组装和测试协作平台。
传统封闭、独立、线性化的研发模式已经向开放、合作、网络化的研发模式转变。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创新链的各个环节已难以在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内部完成，需要获取超过本国传统专长的知识基础和创新条件。无论是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还是消除日益加剧的技术鸿沟，或是适应创新全球化趋势， 都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开放式创新，拓展国际创新合作。
（二）信息交互零边际成本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发展
快速进步的信息网络技术提供了一个零边际成本的交互平台，减小了信息交流成本，为企业的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方式创新提供了基础。
新型生产方式正在酝酿之中， 制造业呈现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等趋势。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不断融合，是推动生产制造方式创新的主要技术动力，使得数字化、智能化制造逐步兴起。互联网改变了信息获取能力，用户角色、行为和力量正在发生变化，由分散孤立变得相互连接，由消极被动变得积极参与，被搁置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被激发， 使得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以企业为中心的产销格局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的新格局，个性化定制成为新的生产方式。
数字技术进步降低了信息传递成本，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支撑。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大大降低了租赁交易的信息成本，使得共享经济成为当今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方向。大数据为企业带来新的竞争优势：信息透明化、更多的交易信息数字化、针对更窄细分市场量身定做的产品和服务、精密的分析，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前瞻性开发，为企业的业务和流程创新提供了基础。
（三）数字技术的“连接”与“融合”促进产业形态平台化、网络化和深度服务化
数字技术促进了生产和供应链各环节、各主体的“连接”和“融合”。
一是降低专业化分工，增强一体化生产的趋势在部分行业比较明显。增材制造和数字化生产线将原本分散在若干个环节和企业的专业生产过程集成在一起，一次成型。与历次技术革命不断加深专业化分工的趋势相比，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一体化生产比重可能明显上升。
二是平台化、网络化、分布式的新型生产组织模式初露端倪。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上下游企业、区域内企业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广泛，制造企业逐步形成网络化的生产组织格局。数字技术、3D打印技术和分布式能源的出现，使得一些产品实现本地化生产，制造业布局呈现分布式特点。通过制造网络平台，制造业将从原来的纵向格局向水平格局转变，供应商、经销商、用户以及产品生产与设计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互动，这种互动就是一种社交化的制造模式。
三是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分析的成本，加快了产品和服务创新速度，并推动制造业向深度服务化方向发展。大数据为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并及时感知市场变化提供了工具，从而加快了产品迭代速度。通过收集和分析市场数据，其中大部分由互联网用户（消费者）提供，互联网公司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自动化业务流程， 并试验和培育新产品和商业模式。目前一些制造企业已经通过物联网技术为用户提供维护以及其他基于数据的服务，实现了产品和流程创新，并衍生出了一些数字服务产品等新业态。
（四）新兴数字技术改变传统产业和企业竞争优势
新兴数字技术主要从三个方面改变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优势。
首先，新兴数字技术通过降低错误、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等多渠道提高生产力。当前，新的传感器、控制设备、数据分析、云计算和物联网的结合使智能化和自主的机器和系统越来越多。智能系统通过传感器对每个物品进行监控，而不必按批次抽取进行测试，因而智能系统几乎可以完全消除一些生产过程中的错误。智能系统可以预测维护需求，机器停机时间和维修成本可大大降低。如果工业产品在制造前可以模拟，并且在实施之前可以模拟工业过程，则可以节省生产成本。数据驱动的供应链大大加快了订单交货的时间。数字技术可以使生产能够满足实际而不是预期的需求，从而减少对新产品发布的库存和降低故障率的需求。机器人通过比工人更快、更强、更精确和一致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汽车行业装配线的生产率。工业生物技术与最先进化学物质的结合可以提高生物过程的效率（大多数生物过程具有低产率）。通过打印已经组装的结构，3D打印可以在生产的某些阶段消除组装的需要。材料科学和计算的进展将允许以模拟驱动的方式开发新材料，这将减少时间和成本，因为在寻找具有所需品质的材料时，公司将能够避免对候选材料进行重复分析，并从一开始就将材料的期望质量建立起来。
其次，网络效应导致“赢者通吃”的垄断格局和技术壁垒。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多产业具有了网络外部性特征。网络外部性具有正反馈、路径依赖和赢家通吃的市场特征，基于这些特征，具有先发优势的技术成为事实的技术标准，最先形成网络规模，最有条件形成市场壁垒，进而形成技术垄断。特别是，一些网络平台通过跨界创新，打破产业市场边界， 强化了市场的支配地位。
最后，大数据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利基市场，企业建立差异化优势有更多选择空间。利用大数据技术，企业可以更精准地掌握消费者的行为痕迹和消费痕迹，从而可以开发更微小和细化的市场——利基市场。在全球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网络平台的使用越来越多，较小的生产者如果将服务定位于一个良好的目标市场，而不是宽泛的大众市场，那么他们将更有可能从数字经济平台中获益。
数字化转型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推动社会产业体系的深刻变革，并将引发新的产业变革（革命），对全球创新、产业分工、价值链、贸易、投资等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每一次技术革命均在核心国家发生后扩散到世界各国。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崛起已成为传统“核心国”们不可忽视甚至充满“焦虑”的因素。各国都充分认识到：谁能抓住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及产业变革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谁就将占据世界科技创新领先地位和经济主导地位。总体而言，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改变的不仅是全球创新版图，更是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对比。
（一）创新格局：中美数字经济发展领先，新兴经济体创新实力快速上升
从工业化时代转向数字经济时代，由于网络技术发展符合梅特卡夫定律，即网络的有用性（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平方增加而增加，因此， 网络市场价值成为新技术应用的关键因素，数据和知识成为新的竞争力源泉。数字经济的属性决定了它们在人口基数更为庞大、各类交易数据更为丰富的国家（如中国）更容易得到发展，数据的流动性将影响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目前，中美网络市场规模居世界领先地位，且对数字经济的制度约束较少，有望延续目前科技创新趋势，在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传统欧日韩工业强国和地区在制造技术领域具备创新优势，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则不具备比较优势。随着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数字技术蕴含的价值在产业价值链中所占比重逐步提升，传统制造技术优势所占比重逐渐减少，因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将可能退居第二方阵。
数字技术的加速迭代加快了新兴经济体追赶速度，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缩小。数字经济时代，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从传统资本、工业技术、劳动力等转向数据、数字技术、网络市场，软件开源、数字学习等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新兴经济体参与新一轮竞争的门槛，同时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快速迭代，为具有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换道超车”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机遇，固守传统工业技术领域优势的国家将在新一轮发展中逐渐衰落。新兴经济体的技术追赶自2000年后明显提速，与发达国家在部分领域缩小了差距。特别是中国、印度、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的优势技术领域在增多，美、德、英等传统上的技术领先国家的领先优势有所下降，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二）生产格局：生产分工进一步深化调整并伴随着分布式生产逐步发展，终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供应链逐渐缩短
一是数字化推动生产服务化程度加深，专业化、外包化程度提高。数字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加深了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使许多以前“隐藏”在制造业的服务活动能够独立出来，相关服务可以合并为独立的业务实体，或外包给外部服务提供者。这种方式不再限于既有的行政和辅助事务的外包，技术服务外包越来越多用于专业诊断、设备监测和质量检测等方面。数字技术加速了全球合同制造组织（CMOs） 的出现：通过提高独立组织之间的国际交流能力，降低了交易成本。除了加强日常操作，数字技术还实现了支持库存控制机制（如供应商管理库存），并帮助支持改进产品设计和规范。如此，外包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公司可以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和外包辅助活动。由于行业主导公司越来越专注于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将非核心或价值较低的生产活动外包，全球化、碎片化的生产链条已经开始出现。随着数字技术的改进，服务和业务流程可交易性提高，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外包和离岸外包业务的发展，使不同公司利用劳动力成本差异不断扩大。
二是制造环节融入数字附加值成为价值链高端环节，新一轮价值转移将产生新受益者。数字技术、机器人、智能制造等技术应用将使得传统大规模制造向个性化定制转变，研发、设计和制造呈现出一体化和社会化趋势。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的广泛应用，制造业的制造环节将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从而使得制造转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智能制造不仅提高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而且生产出的产品具有更好的性能、更强的功能和更短的产品开发周期。智能制造降低了工业对简单劳动的依赖，同时赋予产品更加丰富的竞争要素。因此，制造的价值创造能力、从而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甚至超越其他的价值创造环节，过去描述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差异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 甚至“悲伤曲线”。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产业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将大大减少，传统上通过切入劳动密集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模式将受到严重挑战。发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将受到较大削弱，建立在人才和技术基础上的新比较优势将更加重要。未来的制造业将更可能集中在人才、技术和资本密集的国家和地区。
三是物联网、工业互联网、3D 打印等数字技术在推进生产分工进一步深化的同时伴随着局部分布式生产逐步发展。分布式生产的特点是定制化程度更高，本地化程度接近当地消费需求，但有公司集中控制的部分，并由3D打印等新的数字生产技术支持生产，使工厂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它还可以使最终用户参与到产品设计和生产中。传统批量和集中生产方式导致了周转缓慢、库存积压，不灵活和不可持续。新兴市场和技术的迅速进步产生了更多的产品品种、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更高性价比的产品，使传统的生产模式难以为继， 需要新的产品供应链和生产模式， 并更接近于最终消费者需求。这一趋势增加了对更广泛的分布式工厂的需求，而不是传统的集中生产模式。利用数字技术（如3D打印技术），最终产品生产或包装也可以在当地完成，以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将产生更多数量的小规模生产基地。因此， 3D打印将提高本地生产的作用，而减少全球化供应链，全球低劳动力价格地区的收益会降低，因为在运输成本较低的地方使用高效工厂生产，将比在遥远的地方生产更为合算。此外，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增多使大型生产基地越来越少，而这些大型的生产基地将更多地集中于具备高技能人才和经济发达地区。
四是非中介化销售模式使得终端产品与消费之间的供应链缩短。在供应链下游中，数字化的作用可能是最明显的。它可以绕过批发商和分销商，使商品直接进入最终交付阶段。对消费者需求的有效把握可以实现更直接的交付。对于实物商品来说，这能够缩短供应链。非中介化将零售行业的价值转移到在线平台上。数字化为无中介的销售模式提供了机会，零部件和最终产品制造商无需再受零售商和批发商的限制，而是能够与终端客户直接联系。跨国公司的伙伴关系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分销合作模式转变为新的服务合作和非股权模式。
（三）投资格局：跨境有形资产投资相对减少，数据等无形资产投资上升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依靠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数字解决方案和数字内容提供商等数字基础设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数字跨国公司迅速增长。新技术革命下的跨境投资将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变化，加强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国家的流动， 调整投资的重点和目标。
一是跨境有形资产投资将逐渐下降。数字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进行跨境生产和销售的方式，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网络与海外客户进行沟通，并出口销售。因此，数字跨国公司可以在拥有更少的海外资产和员工的情况下进入国外市场， 而不需要在国外目标市场进行大量的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海外投资。
二是传统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进行生产的局面也将因机器人、智能工厂等技术的广泛采用而发生扭转，使得有形资产投资强度总体下降，并导致更多分散的、个性化的生产活动（如3D打印等）。与其他跨国公司不同的是，大多数数字跨国公司的总部集中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
三是跨国公司跨境投资的重点将转向获取数据、人才和技术等智力资源，推动数据等无形资产投资上升。数字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市场和资源，而在发达国家或成熟企业中寻求知识（如获取品牌、技术、研发、管理和运营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四）贸易格局：国际贸易总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比重快速上升
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贸易成本和门槛，为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提供了机遇，从而促进国际贸易持续扩大。信息通信技术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信息获取和沟通成本、营销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拓展市场，为更多人和企业提供了参与全球市场的机会。世界银行与联合国贸发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表明，出口国互联网使用率提高10%，双边贸易的产品数量就会增加0.4%；如果贸易伙伴国的互联网使用率也有大致相当的增长，每种产品的平均双边贸易额就会提高0.6%。
服务和数字商品贸易逐渐上升，国际贸易将从以实物商品为主转向数字化商品和实物商品并举的局面。当前，全球贸易以实物商品主导的发展趋势正在逐渐改变，数字经济相关的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同时数字化商品越来越多。1980~2014年，全球跨境贸易和金融活动经历了快速增长，商品、服务和金融的跨境流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最高值53%，此后商品贸易逐渐恢复但基本稳定， 服务贸易保持平稳增长，金融流动急剧下降（见图2）。服务贸易之所以能够持续增长，一方面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服务业的可贸易化程度，另一方面是由于数字技术促进了服务业的快速创新发展，相关服务出口增多，预计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还将进一步增加。特别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数据流动加快，数据流动成为全球化的新特征。近年来， 涉及信息、搜索、图像、视频和商业的数字流一直在激增。按此发展趋势和速度，可以预计，未来15~20 年，国际贸易将出现实物商品贸易和数字贸易并举的局面。
此外，国际贸易模式也将由传统跨国企业主导的大宗贸易模式向分散化、平台模式转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跨境电商等新商业模式兴起并将占据主导地位，一些中小微企业甚至个人通过电商平台参与国际贸易，平台经济在国际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电子商务在实物商品上的扩张导致了小包裹和低值货物数量的激增，这些货物通常由小型公司和个人运输，形成了从大批量发货到小规模、高频次小包裹的转变（包裹海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