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诗人杨牧去世 他的语言，始终让人感到新鲜
据杨牧作品出品方“理想国”消息，诗人杨牧于3月13日下午在台北市国泰医院去世，享年80岁。
诗人杨牧本名王靖献，1940年9月6日出生于台湾省花莲市。彼时台湾尚处于日本管制下，童年时代的杨牧也只认识台语、日语和部分阿美语。1946年，六岁的杨牧成为进入花莲市国民明义学校，开始学习国语，并接触了《血滴子》《水浒传》《西游记》等汉语作品。高中时期，以“叶珊”为笔名，向诗歌杂志投稿。
1972年，他开始将笔名从具有浪漫色彩的“叶珊”改为更显沉郁的“杨牧”，由此也标志着他诗歌风格的转变。
叶珊时期的诗歌作品，受《诗经》与浪漫主义诗歌影响较大。在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中，又尤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为最。在进入大学时，杨牧主修的专业为历史系，后因为兴趣不和，杨牧将专业转为英文系，1964年，在前往爱荷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杨牧还接触到了古英语的魅力。
在笔名更换为“杨牧”的年代，也正值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非常强烈。杨牧不仅更换了笔名，在诗歌写作上，也在浪漫主义之外增添了大量现实反问，尝试以诗歌介入现实。
例如在大陆较为知名的那首《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在这首诗中，杨牧用诗人的方式给出回应，“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对着一壶苦茶，我设法去理解/如何以抽象的观念分化他那许多凿凿的/证据”。1978年出版的作品《北斗星》也被认为是朝着中国新诗秩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台湾小说家王文兴语）
。
1984年，杨牧还出版了散文《交流道》，以更直接的文字观察社会现象。
2012年，杨牧将诗歌授权给《中国新诗百年大典》，这也是杨牧首次向大陆出版社正式授权。此后，杨牧的诗集开始逐渐出版。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牧的早年回忆录，《奇来前书》。诺奖评委马悦然非常喜欢杨牧的作品，因此，杨牧也被一度认为是非常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语诗人。在晚年，杨牧回到故乡花莲教学，经常下课后在湖畔与学生一起读诗。他依旧写诗，并一直坚持用古朴的钢笔和过时的打字机。
杨牧作品融古今、中外于一体，在诗歌、散文和文学翻译方面留下了大量独具一格的文本。面对这些文本，我们应作何评价？我们采访了同为花莲诗人的陈黎。他认为：“整体来讲，杨牧的诗歌立足于中国
（加上西方）
的抒情传统，在看似古典的、委婉典约的风格中，蕴含极大的张力、爆发力……仅从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成绩来讲，我想杨牧老师或许可以称作台湾第一人。”
杨牧作品《奇来前书》（2014）《奇来前书》（2014） 《杨牧诗选》（2015），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导语丨宫子
采写丨张进
杨牧（左）与陈黎。2013年摄于花莲东华大学杨牧的宿舍。（图片由陈黎提供）
“在多方面都开风气之先”
新京报：同为诗人，又同为花莲人，你如何看待、评价杨牧的创作？
陈黎：杨牧跟我的关系算是比较近的。他是花莲人，我也是花莲人，他最小的弟弟跟我是中学与小学同学；大学的时候，他的两个弟弟和我住在一起，所以不管是在成长背景或文学写作上，都算很接近的人。跟很多人一样，我自己在写作与翻译这些文学志业上，受他影响很大。
我也曾写过一些讨论杨牧的文字。二十年前，我和我太太合写过一篇蛮长的论文《杨牧诗艺备忘录》，写完时候才真确地领会到，杨牧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开风气之先的写作者——化用、融入中国古典文学；自西方古典与现代文学、文化汲取养分；开拓、实验多种诗的形式，混合诗与散文两文类成新的文体；省视、追索台湾历史、文学史，以后殖民、后现代眼光调理本土元素；以家乡
（花莲）
为写作的秘密武器，由眷爱脚下土地扩大而为对整个世界、无国界区别的关怀。
我自己写了不少关于我的家乡花莲或台湾的历史诗或地志诗，每以为自己奋力勇进、做了别人没有做到的，没想到杨牧都先于我开头了！他年轻时写的散文集《年轮》，独创的文体，驳杂的文本，跳跃的想象力，读之让人一惊。他早期的散文作品《叶珊散文集》几乎人手一册，一如他抒情、婉约的早期诗作，但他毅然地弃笔名叶珊为杨牧，不断改变他的写作风格，攻略文学城池有成，马上挺向新的境地。我们的朋友奚密教授，就说他是“台湾现代诗的Game-Changer”——一个不断领风气之先、开拓新游戏形式的人——一点也不夸张。
整体来讲，杨牧的诗歌立足于中国
（加上西方）
的抒情传统，在看似古典的、委婉典约的风格中，蕴含极大的张力、爆发力。三十几岁的时候，杨牧回到台湾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那时候的诗集《瓶中稿》
（1975）
、《北斗行》
（1978）
，是当时我们二十几岁的学子模仿的典范，一直到他写《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的198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的杨牧诗可说是最好懂又极动人的。他大可以留在这样的风格、持续享其声名，可他却一意遵循他对艺术的追寻，继续写也许不是那么讨好一般大众的、却贯彻他对诗歌艺术或中文语言探索精神的作品。
仅从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成绩来讲，我想杨牧老师可能可以称作台湾第一人。这里的判断依据是，他在不同阶段创作中的质与量，还有他创作的变化幅度，包括他对一代一代创作者的刺激和启发。每一个阶段的杨牧都让我们觉得，他像运动场上的选手一样，怎么跑得那么快，这也激发了后辈如我等想要往前跑、往前追的冲劲。在诗创作、散文创作，还有文学翻译这三个方面，杨牧可说是二十世纪中文世界里非常难得的典范。
他的博士论文写《诗经》，不过他也不只是从《诗经》以降的中国古代文学里得到滋养，他还曾编选了很多“五四”、民国时期作家的文集，比如周作人等。我觉得杨牧的好处就是可以安于寂寞，自信、专注地写作。他可说是一个好命的人，创作上完全自由，可他也是一个在写作上纯粹而大气的人，不太在乎别人非议他的作品。
我可以用我最近五六年跟大陆文化界接触的经验，来衬托杨牧作品的某些可贵质地。早年他的作品因故未能及时登陆大陆，近几年理想国出版了杨牧的散文集和诗集，我觉得很高兴，因为他的作品如果再不登陆的话，可能大陆读者们都来不及有耐心读他那些这么幽微、曼妙的东西。五六年前我在上海和北京碰到一些朋友，他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他们看到了杨牧作品的好处。
谈到我个人的创作与他的关系，大概是一种有点矛盾的双重情境——一方面受惠于他，一面又受困于他。我们两个有一些共同背景：都是花莲人；都是外文系出身，写作诗歌、散文并事翻译。在他的阴影笼罩之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似乎没办法完全找到自己写作之路，即便在50岁前我也写了不少东西。一直要到差不多50岁时，一些海内外我的研究者告诉我，我已有自己的风格，不必让自己太受到来自杨牧的“影响的焦虑”之苦，我才慢慢腾出与这位文学巨树的距离，可以比较自在地在自己的小苗圃里随风摇曳自己的身影。由杨牧而生的此种影响焦虑，恐怕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
从年轻时就是一个“风格者”
新京报：你跟杨牧有过具体的接触吗？对他有怎样的印象？
陈黎：我们读中学时候，他大概就留学到美国了。后来他回台湾之后，在台大外文系任教，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有机会常会去拜访他。他回花莲时通常都会找我们。1994年他回到花莲的东华大学，创办文学院，他邀我去文学院兼课。我在1997年开办第一届花莲文学研讨会，是台湾第一个以地区为名的文学研讨会，那时候他身体情况很好，我们每年举办他都到场坐镇。2006年开始的太平洋诗歌节，前面十年他几乎年年参加。这几年他都住在台北，虽然家在西雅图，但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比较少回西雅图。去年为他做八十岁寿，我也参加了，那时他已不太能够清楚认人或充分表达，有点像回到小孩子。
新京报：刚才提到了一些杨牧的写作特点，关于这一点能不能再稍微详细说一下？
陈黎：第一，所有的创作者都希望让作品新鲜、陌生化，不管是化古为新还是故意标新立异，杨牧就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上始终创新、翻新者。他跟郑愁予、痖弦、周梦蝶三个创新者不太一样，但互相渗透影响，让中文现代诗的语言用各种方式
（比如倒装、省略跳脱、拼贴剪贴、刻意自创文字节奏、既古典又新鲜地熔铸字词与意象等）
，造成一种新鲜的感觉。
他们使用的是白话的语言，所以他们在台湾的这一段创作历史进程，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讲是很重要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他们的创作，对白话语言的开发是非常珍贵的。像王文兴这样的小说家当然也在进行这样的工作，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锻炼接力工作，但我觉得诗人，特别是杨牧，做得更彻底。
第二，假设文学语言是个“点”的话，那么写作题材就是“线”和“面”。杨牧的学术背景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将中国古典传统融入现代诗歌，古典文学训练在他的诗作中的确发挥了极大的功用，在《郑玄寤梦》《关山月》《续韩愈七言古诗<山石>》《秋寄杜甫》《鹧鸪天》《延陵季子挂剑》《九辩》《招魂》《林冲夜奔》等诗，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他有时自诗经、汉赋、六朝骈文汲取灵感，这对他的文体、用字、声韵、风格方面，有重要的影响；他有时自古代传说、神话、文学或寓言，寻找素材和思考方向，但杨牧并无意复述故事情节，无论是借用其标题，或渲染想象，融入历史情境，或引述其中的字句，营造气氛，或融入典故，凸显主题，他皆试着以现代语言捕捉其神韵，甚至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开创新的对话空间。
这种化约古典、熔铸古今的语言淬炼，我觉得可能是中国大陆的创作者在历史的必然或者历史的不得不然中缺席的。杨牧他们勇敢地帮我们开了路。以我自己来说，最近几年大陆读者比较有机会读到我的诗歌译作，那种刻意地、自觉地、诚挚而纯粹地想要把文言与白话、把西方与东方的语言特质、把古典与当下融合在一起的努力，其实是师法杨牧、余光中、周梦蝶……这些前辈的。不是故意掺和文言、白话，而是因为既有的语言被用腻、用倦，变成陈腔滥调之后，我们得思索、探索如何转化、异化、更新它。后现代是混搭的。但哪一个时代不是？杨牧就是用很多样式、很多实例，让我们一般读者、写作者可以轻易地习用或袭用之，就像穿新潮设计师新设计出来的语言的服装。杨牧的散文也一样。他散文的句子有时候故意拉得很长，不让你一次看得懂。拿二十世纪现代音乐做比喻，就是故意不要让你觉得太甜、太好听，要让你珍惜有限的浪漫、甜美。杨牧从年轻时就是一个“风格者”
（stylist）
鼓励、包容学生的创作
新京报：从《杨牧诗选》中可以看出，他的诗歌与自然的关系极为紧密。你认为自然在他的诗歌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陈黎：杨牧喜欢自大自然撷取意象，或渲染想象，或捕捉情绪，或营造气氛，或寓情于物，或提炼象征。大自然往往是他沉淀情感的手段，掩饰浓烈情感的面具，在他的许多诗中，自然的描写扮演着类似古代戏剧里歌咏队或电影配乐的角色，有时带动全首诗的气氛，有时烘托主题，为诗中意念作注脚的工作，有时借以提升个人情思，使之与自然的律动合一，而更具普遍性。
在杨牧的抒情婉约之下，我们看到的未必是王维式、谢灵运式或陶渊明式的山水／田园诗风格，虽然他的确在这个绵长的中国山水诗传统里。他用若即若离的语言表达他对大自然的体会，把他从自然里得到的创作与生命滋养，转化成滋养我们的艺术的、官能的、想象的色泽、形象、气味、氛围……我们说，多读诗，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杨牧一方面从《诗经》里得到对草木鸟兽的亲近，另一方面，他把花莲作为他写作的“秘密武器”，从花莲的大山大海，从他人生旅路上行过、驻足过的山山水水，提炼出生命与艺术、自然与自我之心的共相。
新京报：杨牧回台湾后，也在东华大学执教，创办了中文系，你如何评价作为教育者的杨牧？
陈黎：第一个是他宽大的心胸。如果后辈的学生求教，他都会不吝惜地以书信回应。
第二，他常常鼓励、包容学生的创作，让东华大学文学院成为一个学风自由的文学与思想乐土。
讲一个具体的事情。他在东华大学创办文学院时，开设了台湾第一个文学创作研究所，设在英文系底下，简称英创所。他把创作所设在英文系底下，而不是中文系底下的原因，是希望学生们能够有更宽阔的文学视野。
另外，因为杨牧的文学被公众肯定，近几年在东华大学成立了一个“杨牧书房”，除了收藏他的手稿、著作，便利年轻学子学习外，并以他的名字举办文学奖、翻译奖，青年创作出版补助，以及让许多年轻作者、学子登场、练胆的文学活动。台湾一个电子业者捐助基金给杨牧，他让基金执行者尽量把资源用到年轻创作者与研究者身上。
导语作者丨宫子
采写丨张进
编辑丨榕小崧、风小杨
校对丨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