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相对滞后的社会、文化、道德价值及政治领域变化演进之间的错位，是中产阶级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产生的根源。
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一直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在最近几年进一步增长和蔓延。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既与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关，也与中国中产阶级的某些内在特质相联。高速的经济增长、剧烈的社会变迁、演变中的文化价值以及方向不甚明朗的政体改革，使这一迅速成长的社会群体，在享受到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也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困惑和矛盾。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急剧激化，生活成本持续上升，股市、房市剧烈波动，以及未来的社会经济风险凸显，更增强了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今年初，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房价的暴涨，中国人海外购房潮、海外移民潮不断升温，反映出部分中产阶级上层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对应。而大量的中产阶级中下层成员，虽无移民打算也不可能去海外购房，但他们时常抱怨未能享有欧美中产阶级的社会保障和生活品质，对于空气污染、食品安全、饮用水质量、医疗服务品质以及人身权益保障等问题忧心忡忡。年轻的中产阶级成员或准中产青年群体中的焦虑感更为突出，他们急切渴望实现他们的“中产梦想”——有房有车、有体面职业和较高的稳定收入，然而实现梦想的过程似乎障碍重重，购房焦虑或房贷压力普遍存在，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机会的激烈竞争导致了身心疲惫，子女优质教育机会竞争更为耗钱耗力，还有许多人中青年中产纠结于“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的矛盾之中。
压力和焦虑对中产身份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使许多人虽在物质条件方面具备了中产外壳，但内在却缺乏中产心态。符合专家学者定义中产阶级客观标准（如收入、消费、职业、教育等）的人们，多数却不认可自己是中产阶级。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一群体的许多成员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而安全感和满足感是中产身份认同的基础。安全感和满足感的缺乏，使那些拥有较高收入和较多财富的人难以培育出中产心态。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相对滞后的社会、文化、道德价值及政治领域变化演进之间的错位，是中产阶级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产生的深层根源。政府政策缺位以及对中产阶级诉求反应迟缓，也加剧了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虽然1990年代后期国家领导人就提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目前推进的十三五规划也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放在重要位置，但一直未能制定出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针对性政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近期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等收入群体以及中产阶级应该成为社会主流人群。为此，需要政府采用相应政策，促进中产阶级的顺利成长，缓解其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提升他们的社会满足感，培养中产社会心态。
收入和财富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
近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步入中产阶级队伍的人数也在快速增长，虽然专家学者们对于中产阶级的规模人数未能达成一致，但近期公布的一些相关数据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规模相当庞大。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财富报告》，声称中国的中产人数为全球之冠，高达1.09亿人，比居于第二位的美国多1千7百万，比居于第三位的日本多4千7百万。虽然报告指出，中国中产占人口比例（约11%）远低于美国和日本，但中国是中产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从2000年至今，中国中产的个人财富增长了6倍，人数增长了3千8百50万。几乎与此同时，风头极盛的中国企业家马云在阿里巴巴论坛上声称，目前中国已有3亿中产。2015年10月21日，马云在随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的中英商业峰会上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在未来10到20年将拥有5亿中产。约一个月之后，2015年11月27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2015年调查数据，采用瑞士信贷定义的中产标准，估计中国中等收入家庭成年人口数量为2.17亿，占成年人口比例为21.4%，中国中产的规模和财富总额均居世界首位。
不论瑞士信贷、马云还是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中产人数的乐观估计，代表了许多商界精英和经济专家的看法。甚至于当下中国经济出现下滑趋势，未来前景风险大增之际，国际企业CEO们（包括苹果CEO库克等）仍然对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人群的消费潜力具有信心。同样地，中国政府领导人对此也具有信心。2015年双十一当天召开的政府第111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指出：“中国有13亿人口，中等收入者已有3亿人，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巨大消费力量。”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出境游人数迅速增长，2014年达到1.17亿人次，而2015年增长更为迅猛，预计达1.4亿人次，有关中国游客在东京、巴黎、纽约、伦敦等地的疯狂购物的新闻报道，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这些信息都显示出，中国中产阶级在不断壮大，他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将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这一群体的进一步壮大并成为社会主流人群，将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缺乏中产身份认同的群体
瑞士信贷、马云和西南财大经济学家对中国中产人数的估计，许多人表示怀疑，人们不太相信中国会有那么多的中产，许多被瑞士信贷定义为中产的中国人并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身份，他们声称自己“被中产”了。
瑞士信贷是根据美国中产阶级的个人财富标准（5-50万美元）并以购买力平价加以转换（2.8-28万美元）来确定中国中产标准的。西南财大经济学家采用了同样的标准。马云如何定义中国中产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他大概是基于淘宝和天猫的个人消费数据的推算。但是，许多达到美国中产个人财富标准或按马云标准在天猫淘宝的个人消费已达中产标准的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2015年度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参见图1）。此项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个人年收入在4.2万元以上的人只有31.3%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年收入在10万以上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也只有39.9%；年收入在20万以上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上升到43.8 %；年收入在21万元以上至25万元以上的人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最高，但也只有约54%；而年收入高达30万元以上的人的相应比例又略下降到50.6%。4.2万元是2014年城镇个人年收入的平均值，而年收入高于平均值的人认同中产身份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从全国范围来说（排除特大城市），个人年收入10万元以上，应该可以维持中等生活水平，但达到这一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四成认同中产身份。个人年收入20万元以上，即使在大城市也可维持相当水准的生活，而个人年收入超过30万元应该可以过上较高水平的生活，但达到这种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半数认同中产身份。
除了收入指标以外，白领职业和高等教育也是确定中产阶级身份的客观标准，但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对中产身份的认同同样很低。上述调查数据显示，白领职业人群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为28.1%，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认可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为22.7%。而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人（从事白领职业、拥有大专以上文化和高于平均收入）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也只有33.5%。中国中产阶级（以客观指标定义）对中产身份的认同率远低于其他国家。
某些人可能会说，“中产阶级”这一词汇是舶来品，一些中国人对这一词汇缺乏认知，影响了对中产身份的认同。然而，采用社会经济地位五等分层（上层、中上层、中间层、中下层和下层）方法测量得出同样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2008、2011、2013和2015多年度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不论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人认同自己是中间阶层和中上阶层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而认同自己是中下阶层和下层阶层的比例则高于其他国家。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个人财富、收入和消费水平都达到了中等程度甚至较高水平，但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中下层或下层。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近十年来脱贫致富的人越来越多，中等收入群体在扩大，按客观指标定义的中产阶级人数明显增长，但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人比例却没有明显增长。一般来说，中间阶层认同比例较高的社会较为稳定，人们的社会满意度较高；相反，认同中下层或下层的比例越高，人们的不公平感越强，社会风险越大。缺乏中产心态的中产阶级，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会受影响。
不安全感和不满足感困扰着中产
为什么收入和财富达到了美国中产标准的中国人不承认自己是中产？为什么在马云看来其消费记录已达到中产水平的人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身份？为什么外在客观条件符合中产标准的人没有中产身份认同？有多种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但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是导致中国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许多被专家学者认定为中产的人声称，虽然他们的收入或个人财富达到了美国中产标准，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未能达到真正的中产阶级的标准，对于这种状况，他们十分不满。他们认为，依据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职业，他们应该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然而，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比较低，中国中产阶级普遍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在客观条件方面符合中产标准的人否认自己是中产的原因。一些中产阶级成员认为，虽然目前他们有较高的收入或享有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他们担心意外事件或偶然因素会导致他们失去现有的身份地位。他们时常抱怨，他们缺乏欧美中产阶级享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不能像欧美中产阶级那样安逸舒适地生活。
当今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强烈的物质欲望和追求更高社会地位的冲动，这是导致中国中产阶级缺乏安全感的原因之一。许多中产阶级成员声称，他们是经过努力奋斗才获得了目前的身份地位，而要保持目前的身份地位或者更上一层楼的话就需要更加勤奋地工作，更加努力地追求。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心态上的一大差异。中国中产阶级比欧美中产阶级更具有活力，有更强烈的物质欲望和追求更高的地位身份的冲动，但同时，他们也表现出更多的焦躁和不安，感觉工作比较累，生活压力比较大。另外，为了增强安全感和未来保障，中国中产阶级热衷于储蓄，投资购房，或投资子女教育，而当下生活的消费意愿不高。这也导致了国内消费增长乏力，虽然中产人数和财富增长很快，但拉动内需的作用并不大。
强烈的欲望和不满足于现状是导致中国中产阶级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安全状况。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安全问题和环境恶化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及生活感受。目前，食品安全、个人隐私安全和环境污染是困扰中产阶级的几大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72.8％的中产阶级认为“食品安全”没有保障，54.6%认为缺乏“个人信息、隐私安全”，48.3%认为缺乏“生态环境安全”，39.8％认为缺乏“交通安全”，28.5％认为缺乏“医疗安全”，22.5％认为缺乏“劳动安全”。中产阶级对于“人身安全”和“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的担忧相对较少，认为缺乏这两方面安全的比例分别为11.7% 和13.8%。中产阶级成员往往对生活有较高的要求，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安全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使他们不能获得中产阶层应该享有的生活质量。
中产阶级的隐忧和压力：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
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不满足感，使其部分成员感受到精神压力和焦虑情绪。他们的压力和焦虑最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些压力在表面看来是一种经济压力，但是其实质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压力。中产阶级要解决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基本需求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不满足于基本需求。为了与中产阶级身份相匹配，达到他们所期望的中产阶级生活状态，他们需要居住在宽敞舒适的房子里，他们的子女要上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们不仅要有钱看病而且还要保持身体健康长寿，他们还希望退休以后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要降低生活质量。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较为薄弱，大多数中产阶级认为要解决这些方面的压力就必须多赚钱，只要有足够多的金钱，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强烈的挣钱欲望以及暂时未能满足的物质欲望又导致了心理焦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大约四成（39.4%）的中产阶级声称“生活负担很重压力很大”，另有约六成（62.9%）的中产阶级认为“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起不到保障作用”。
201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94.4％的中产阶级拥有私人房产，而且34.4%的中产阶级拥有2套或2套以上房产，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自己的居住条件不够满意而希望购买更大的、条件更好的居所，少数没有私人房产的中产阶级——大多是青年人——则处于极度焦虑状态。中产阶级无私人房产的比例虽然很低，但却持续上升。无私人房产的中产阶级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绝大多数是中青年中产阶级。从全国范围来说，30岁以下青年中产阶级无私人房产的比例为8.2%，但在特大城市，这一比例上升到16.6%，30岁以上各年龄段的中产阶级，无私人房产比例很低，约为4%-5%之间。图2 比较了不同地区中产阶级私有房产拥有率，北上广一线城市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产阶级无房产比例（13.9%和12.2%）远高于普通城市及县城和镇（4.8%和4.3%）。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也有烦恼，接近四分之一的中产阶级（24.2%）声称“自己的住房条件太差，买不起更好的房子”，接近三分之一的中产阶级（31.6％）感受到强烈的“房货月供/购房费用”压力。
在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方面，中产阶级的负担明显低于中下阶层。大多数中产阶级（80％）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20％，同时，大多数中产阶级（80％）的医疗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10％。这也就是说，从客观角度来看，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对中产阶级家庭不构成问题，但是在主观上，却有许多中产阶级感觉到有压力。超过四分之三的中产阶级感受到子女教育支出的负担——45.5％认为“比较有负担”和31.8％认为“非常有负担”。大约三分之一的中产阶级感受到医疗支出的负担——25.9％认为“比较有负担”和7.6％认为“非常有负担”。相对而言，中产阶级对于养老问题的担忧比较少，93.2％的中产阶级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保障，92.6％有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因此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基本养老不成问题，但是为了日后着想，58.8％的中产阶级目前选择“尽量多储蓄”以保障他们在退休后能过上较高质量的生活。
成长中的烦恼
当今中产阶级表现出来的不安全感、不满足感和焦虑心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成长中的烦恼，是急于达到中产阶级生活状态但暂时未能实现而产生的焦虑心态，不过，大多数中产成员相信他们最终能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目标，他们对于未来具有信心。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中产阶级对于未来表现出乐观预期——59.1％表示“比较乐观”和9.5％表示“非常乐观”，26.6％声称“谈不上乐观不乐观”，只有4.8％表示“悲观”。
中产阶级对于未来的预期存在着年龄差异，年轻的中产阶级表现出更多的悲观情绪，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承受着更大的购房压力和就业竞争压力。29岁及以下年龄的中产阶级，有10％的人对未来表示悲观，仅有52％表示乐观，而30岁及以上年龄的中产阶级，只有4％表示悲观，而对未来表示乐观的达到77％。
中产阶级对于未来充满信心是基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他们相信经济增长将使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中产阶级的队伍也将进一步扩大。不过，最近3年经济增速下滑，中国经济未来前景不明，社会政治风险增加，国际环境趋于紧张等因素，使中产阶级持续多年的乐观预期受到很大冲击，对未来的不确定心态明显增强。在日常生活层面，中产阶级最直观的感受是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长放缓对他们生活的影响，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大约四成（42.6%）的中产阶级声称“物价上涨”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2008、2011、2013 年度全国抽样调查询问“过去5年个人收入或生活水平有没有提高”和“预期未来5年个人收入或生活水平会不会提高”，大约四分之三的中产阶级（72%-78%）都表示过去5年他们的收入或生活水平提高了，并且约六成至七成预期未来5年还会提高（63%-72%）。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中产阶级预期未来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比例明显下降，但随后几年又逐步上升。然而，2015年的调查则显示，过去5年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比例大幅下降（49.6%）。
2015年的股市剧烈波动让相当部分的中产阶级财富缩水，人民币贬值预期又使中产阶级担心财产的未来保值。《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明示中国经济的“L型”走势，更让中产阶级的未来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今年初以来，部分大城市房价飙升，透露了中产阶级的恐慌心理。海外移民潮和购房潮由富豪群体向中产阶级人群蔓延，也预兆了中产阶级信心疲软趋势。
“经济新常态”需要培育中产心态
缺乏安全感而心态焦虑的中国中产阶级，在未来经济前景不明、社会风险提升的当下，焦躁不安情绪增强，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与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中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居安思危意识较强。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储蓄率和私有房产拥有率远高于其他国家，绝大多数中产家庭是夫妻双方都工作，许多中产家庭夫妻一方的收入足以维持家庭日常开支，另一方收入用于储蓄、房产投资、子女教育投资或其他投资。目前经济增速下滑虽然导致中产阶级收入增长放缓，但与许多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中国中产阶级受到的冲击并不算很大。但是，为什么中国中产阶级的中产身份认同较低，不安全感较强，遭遇经济波动易产生恐慌心理？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低，公共服务质量差，使他们没有中产的生活状态和安全感。但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过去几十年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和急剧社会变迁导致了一种社会心态：极强的物质欲望追求，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满足感和缺乏安全感。那些从收入、财富和消费角度来说都已达到中产阶级的人，是过去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他们的收入几乎年年增长，物质生活水平步步提高，这使他们对未来寄予更高期望：想要挣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换更好的车，而这种高期望又会带来不满足感和焦虑心态，使他们总觉得还未达到理想的中产生活状态，还需要拼命努力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虽然中国人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或中上阶层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国家，但是中国人对未来个人生活水平提高的预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这种社会心态，从正面来说，能激发人们更勤奋地工作，更努力地追求，这是过去几十年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然而，当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水平，经济增长的步伐逐步放慢，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更注重发展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时，过高的物欲期待和不满足心态就会产生负面效应。在新常态阶段，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可能难以维持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时的水平。这就如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经济规模较小时期，可以实现极高速度的增长，但等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高速增长率就不太可能持续。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需要适应新常态，社会心态也需要适应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意味着多数人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而更重要的是，成为社会主流的中等收入者具有平和、知足、快乐、健康的小康社会心态，金钱和物质不再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精神追求、文明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是个人价值更主要的体现方式。
中国中产阶级当前最关注的是其个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个人经济利益的维护，他们较少考虑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将要成为社会主导性阶层的群体，他们应该肩负着推进社会进步、健全社会体制的责任。但中产阶级目前对这点还没有充分意识。许多中产阶级成员只专注于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合理、不公平现象，他们虽然会持批评态度，但并不愿意采取行动去改进社会现实，只有某一事件影响到了他们的个人权益，他们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去维权。总体而言，中产阶级表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倾向，较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过，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能只怪中产阶级自身，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一弱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和政府政策导致的。长期以来，整个国家的主要目标就是追求经济增长，落实到个人头上，就是多多挣钱，尽快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中产阶级也不能免俗。社会及其政府并不鼓励中产阶级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也并未向其提供较多的社会政治参与机会，这只能导致中产阶级关注于个人利益而漠视社会责任。
中产阶级顺利成长需要政府关注和政策支持
尽管中产阶级是经济增长的极大受益者，但政府并未对于这一迅速扩大的群体足够关注，在相关政策制定时不够重视这一群体的特殊需求。政府政策缺位以及对中产阶级诉求反应迟缓，加剧了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虽然1990年代后期国家领导人就提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目前推进的十三五规划也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放在重要位置，但一直未能制定出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针对性政策。
在发达国家，由于中产阶级是社会上最庞大的人群，政府实施相关政策时总会考虑政策对这一群体的影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把培育壮大中产阶级作为政策目标，实施一些有利于中产阶级发展的政策。我国政府虽然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但并未落实到具体政策层面。而且，提出“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主要是针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并未把这个群体作为利益相关群体来考虑。因此，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较少考虑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比如税收政策，大多数中产阶级感觉最近5年来他们缴纳的税款越来越多，16％的中产阶级声称他们缴税“很大幅度增加”，54.9％是“较大幅度增加”，26.4％“没有变化”，仅有2.7％声称他们缴税“减少”。中产阶级觉得他们是政府政策忽略的群体，政府政策会偏向于强势阶层而损害中间阶层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因为强势阶层的成员是各个领域的精英分子，他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较大。下层民众在利益博弈中往往受损最多，政府会采取一些政策扶助或补偿这些弱势群体，但对于中产阶级的利益，政府决策时考虑较少，中产阶级的利益成为政策制定的一个盲点。中产阶级的稳定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建设，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应该更多考虑维护这一群体的利益和促进这一群体的增长。
给青年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是壮大中产阶级的重要策略。最近十几年来快速的高等教育扩张、城市化推进以及近年来的经济结构转型，都有助于扩大中产阶级。但是，目前的扩张速度并未让急想加入中产阶级队伍的民众满意。成为中产阶级是许多大学毕业生的梦想，成为城市中间阶层一员是众多的80后和90后农民工的梦想，然而，城市中的高昂房价，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低层白领职业岗位竞争激烈而且收入偏低，以及自主创业和个体经商环境恶劣，阻碍着年轻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政府决策者需要系统考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的思路，从多个层面采取扶助政策，让更多的中青年人、用更短的奋斗年数迈入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