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同中国大陆之于台湾一样，马印两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对新加坡产生冲击，甚至唇亡齿寒。就这一点，继续既有的知识空白非但不智，简直可谓危险。
“灯下黑”原本指照明时因被灯具本身遮挡，在灯下产生阴暗区域，后引申为人们对发生在身边很近的事物和事件，反而不易察觉。
派驻台北的那几年，对于台湾社会内视的严重程度感到不可置信。这恐怕也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台湾媒体有多轻视国际新闻，只要看看电视报道就能体会。台湾以外的消息非但少得可怜，偶尔有外地的新闻，也绝大多数是趣味事件或重大灾难，罕见那些能影响台湾人民生计甚至安全的重大国际经济、政治新闻。媒体则卸责地辩称，国际新闻的收视率不好，所以电视鲜有国际新闻，完全是观众的选择。
无论采信哪一种说法，其后果就是台湾人整体上缺乏国际观。印象中，台湾人想象中的“国际社会”，好像除了美国就只有日本，其余的一片模糊空白。台湾社会这种对外部世界的缺乏兴趣，与其动辄指控“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愤懑，形成强烈的反讽。
另一个更为强烈的反差，是台湾人普遍对中国大陆的无知无感。这种现象部分来自于“民主”的优越感，部分来自于敌视——因为厌恶中国大陆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威胁，所以索性就对岸的一切采取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这显然犯了兵家“知己知彼”的大忌。既然中国大陆是台湾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合理的做法难道不是尽一切努力，去了解这个苏醒了的庞然大物，以做好因应不时之需的万全准备吗？“灯下黑”莫此为甚。
因此，台湾年轻人在几乎不理解两岸经贸依赖关系的情况下，发动违法占领行政院大楼的“太阳花运动”，让对台湾经济相对有利的两岸服贸协议硬生生胎死腹中。尽管他们在台湾的工作机会越来越不理想，却鲜少看到年轻人愿意到对岸闯荡的雄心壮志。离开台湾十多年后，偶尔看到台湾的电视新闻，发现情形并没有改善多少。
新加坡也有自己的“灯下黑”。
尽管我们自诩为国际大都会，国人自以为从小就接受了“双语教育”，但正如李楚琳君4月24日在其“想法”专栏中指出：“原来只要懂得英文就是国际性国际化，那太简单了。”这种把英美等同于国际社会的下意识，就表现在另一种无知上面——对于新加坡的两大邻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到底有多少国人具备基本的知识呢？
日前因故前往印尼大使馆办事，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近在咫尺的邻国，其实所知不多。近距离地与大使馆人员接触，发现他们似乎是个乐天的民族，也是个年轻的国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6岁，新加坡则超过40岁）。许多年轻的办事员面带笑容，亲切地接待前来更新护照、办旅行签证或女佣证件的人们。虽然花了点等候的时间，但整个办事过程基本顺利愉快。
在排队等候证件时，努力地回想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发现求学时仅接触零星的片段信息——千岛之国、峇厘风情、皮影戏、亚齐的穆斯林叛乱、苏卡诺的煽动演说、苏哈多的军人政变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仓皇辞庙、排华、峇淡岛的工业园区——可是这些并无法构成有效理解的知识系统。
进一步联想，同样惭愧地发现自己叫不出马来西亚所有各州的名字，也分不清它们的确切地理位置——尽管家里在“联邦”还有亲戚和故交，社交圈里也不乏出生马国的好朋友。比未曾踏足过的印尼好一些，从小至今还到访过槟城、吉隆坡、金马仑高原、云顶高原、马六甲、巴生港、新山等地；但是马来半岛东海岸以及东马，则仍是一片空白。
这种“灯下黑”的无知，同一般台湾人之于中国大陆，恐怕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源自一新元兑三令吉的优越感，以及对所谓的发达社会的盲目崇拜。安排旅行时，本能地会计划到“附近”的日本、台湾、澳大利亚，或者去欧洲、美国，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探索邻国丰富多彩的人文风情。
如果只是个人的无知也就罢了，让人担忧的是，类似的对邻国的冷淡心态，似乎相当普遍。对比殖民地时代，当年东南亚相对自由的人员与货物流动，让民间对区域环境有更大的兴趣和认识，至少这是所接触到的年长一辈予人的感觉。反而是独立建国以后，因为经济政策以西方世界为腹地，新一代的眼光和地理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同中国大陆之于台湾一样，马印两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对新加坡产生冲击，甚至唇亡齿寒。就这一点，继续既有的知识空白非但不智，简直可谓危险。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当下所应当补救的，是为国人从小提供关于两个邻国的知识框架。学校的地理和历史课程，必须有一种新马印的整体观；在流行文化方面，也不妨多了解他们在听什么歌、看什么电影。一旦培养了区域意识，日后就能逐渐通过日常新闻，来弥补认识上的空白。
以全世界特别是发达社会为腹地，依然将是新加坡可靠的经济战略，而印尼经济自本世纪以来，至今取得5.35%的平均年增长率，2亿6000多万人且生育率为2.47、全球排第四位的年轻人口大国，将日益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对身边崛起的庞然大物的无知，无异于对自己的残忍，在举目远眺之际，更要注意避免“灯下黑”。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