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诈骗之乡”对诈骗行为不以为耻一样，我们也很少看到这些诈骗的“合谋者”表现出真正的忏悔与自省。
徐玉玉事件之后，又有一系列电信诈骗事件陆续进入公众视野。与徐玉玉事件类似的最新一起悲剧是，据媒体昨日报道，因开学前夕疑遭电信诈骗学费，广东揭阳准女大学生留遗书自杀。这再一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
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痛处。与公众对电信诈骗者深恶痛绝的普遍感受相反，媒体调查发现，徐玉玉事件中，六名嫌疑犯中有五名是福建人，其中有三人更是共同来自于“电信诈骗之乡”的福建安溪县。在那里，谁骗到了大钱，不以为是犯罪，反以为“有本事”，甚至一些姑娘嫁人先问搞不搞诈骗。
罪与非罪，就这样全部颠倒了过来。这样的扭曲景象，比诈骗本身更可怕。据悉，该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是“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骗人钱财的勾当，在那里成了一门人们相互“攀比”的生意——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溃烂与价值的崩塌？
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是产生过孔子、庄子，产生过《论语》、“仁爱”思想的国度。在传统社会里，即使是穷乡僻壤，“仁义理智信”的理念也深入人心。乡村社会通过一系列民风民俗，通过敬拜天地与祖先，通过节日戏台等完成了对传统价值的传递。但是，诈骗“光荣”的现代浮世绘，让我们清晰地听到了价值底线断裂的声音。
事实上，观察许多起违法事件，都有类似这样的“集体作案”特征，都有颠倒罪与非罪边界的集体心理。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也曾因电话诈骗高发，被网友称为“全国电信诈骗之乡”。湖南双峰县系曾国藩故里，却一度被媒体称为“假证之乡”。央视曾报道，当地走马街7万人口至少有2万人从事过制贩假证和短信诈骗。最猖狂的时候，出现了一堆农民围聚在银行或者邮政储蓄所，一边赌博聊天吃喝，一边用手机骗取各地民众钱财的奇特场景。
从中我们甚至能闻到一种互害型社会的气息——当一个人对于弱者不再有同情感，对于他人的尊严不再有敬畏感；当诈骗者在当地循规蹈矩，诈骗外地人钱财却不择手段，并被当地人奉为“成功人士”，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席卷下，迟早，他们也会成为另外的场合下的受害者。
一起起电信诈骗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人内心的恶、贫瘠与荒凉。但是，价值沦落、灵魂溃烂的不只是这些诈骗者。诈骗者可以轻易获得发送短信的基站，办到想要的各种电话卡，在网络上买到任何想买到的个人信息……运营商、信息贩卖者都给诈骗者提供了便利，都必须对徐玉玉们负责。可是，正如“诈骗之乡”对诈骗行为不以为耻一样，我们也很少看到这些诈骗的“合谋者”表现出真正的忏悔与自省。
我们要提防干燥化、戾气化的人际交往重新定义着人心文化形态，人性根基的重建、文化根基重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自不待言。与此同时，也需要用规则、法治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中浸染社会人心，来完成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