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战略”是指基于本国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国家对外战略。国家地缘战略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调整。
（一） 东西方之间的中国
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始，“中国”的名称含有“正统国家”的意味，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但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直到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成为正式国名，“中华民族”才成为中国人的通称。
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中国后，自视为“中央之国”的观念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东方”、“远东”、“东亚国家”的身份认同。日本侵华期间，大力在中国灌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二战后直至今天，美国、欧洲主要国家和俄罗斯的外交和国家安全部门都把对华关系归口到对东亚关系的框架内来处理。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毛泽东1957年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论断。“东方”变成了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地缘战略概念。
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主张，随后又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告别了冷战初期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地缘政治观。80年代中期，邓小平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里的“东西问题”指的是苏美争霸，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
“东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但“东亚”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地缘归属意识。直至今天，对中国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东亚和西太平洋方向；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其同中国双边贸易额远超中国其他贸易伙伴。也就是说，中国的安全关注和对外经济交往均集中于“东方”。一旦安全形势恶化，其经济政治风险不言而喻。
近十几年来，尽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一体化”势头明显受阻。东亚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却缺乏主导和方向，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俄、印、澳、新（西兰）五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印度洋同太平洋的交汇处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对中亚、中东、非洲能源资源需求的持续扩大，中国同俄印两大国经济和战略关系的加强，亚欧内陆地面与空中交通的快速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日益活跃与亚欧会议的扩大，都促使中国地缘战略定位必须超越东亚，面向整个“大周边”，向亚欧大陆的中心靠拢。
亚欧大陆是地球上的“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是“两洋一陆”大国，而中国是“西方”的欧洲与“东方”的美国之间的“一陆一洋”大国。中欧美三足鼎立，各具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
（二） 南北方之间的中国
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中国在地理上应被视为“北方国家”，但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2049年建国百年之际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意义上也就是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从1978年算起，中国现代化长征到今年整整走了一半时间。可以预料，当中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之时，世界上的南北鸿沟仍将存在。
今天的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南方国家拉开了距离。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之总和。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其他金砖国家总合的三倍，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环境污染严重，需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第二，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南方国家人口普遍年轻化，而中国老龄化问题则日益突出。在社会政策方面，中国同发达国家共同关切将越来越多。
第三，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而中国则已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需越来越多地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然而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前阻后追”的境地：前有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和先进技术，力推制造业复兴；后有许多后进南方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发展制造业的追赶。
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缩小南北鸿沟。中国历史经验表明，这一观念是有缺陷的。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革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中国过去长期坚持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近年来进行了修正。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提法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的战略大棋局
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一个角度，又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是在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是缩小南北鸿沟的“桥梁国家”。比之于古代华夏秩序里的“中国”，今日中国的视角要宽广得多，站位要高大得多。似可根据这样一种全球定位来设想中国的战略大棋局。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说，“欧亚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亚欧大陆是中国同美欧日俄印等强权长期竞争合作的大舞台，中国应充分利用千载难逢的“中间国家”地位，以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东亚）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纵横捭阖，在亚欧大陆乃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
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计划，可以清晰看出美试图掌握亚欧大陆政治经济资源、游戏规则、国际话语权的深谋远虑。美在东亚“搅局”，中日政治关系、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南海岛屿争端同时陷入僵局。美日等国合力牵制中国在东亚的战略空间拓展，使“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愈发远离现实。
中国西部境外的地缘政治形势同东亚大不相同。东亚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间矛盾和大国战略竞争，而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不稳定因素更多地来自各国的内部政治纠葛、民族教派矛盾等国内和跨国问题。大国在这些地区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很低。这些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市场巨大。从整体看，中国同西部境外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速度已超过同东亚各国合作的发展速度。同美日等在东亚周旋，同时眼光望向西边，“东稳西进”，可成为中国“大周边战略”的基本态势。
“大中东地区”是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处在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这一地区的动乱如不加以控制，必将祸及中国，影响中国能源资源供应、经济权益，乃至西部民族团结和国内稳定。故中国不能作壁上观，而应以各种手段加大在巴以冲突、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还应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为有朝一日中国不得不动用军事或准军事手段维护本国权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未雨绸缪。
中国应积极开发建设从中国东部港口起，穿越亚欧大陆，直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大陆桥”。同时，在构筑海洋战略时要超越传统的陆权思维，即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中国近海，而应加强国际合作，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畅通和海上安全。中国在孟加拉湾、波斯湾、红海、非洲沿岸，使用“珍珠链”式的若干舰船补给基地（而非永久性军事基地），是理直气壮的事。环印度洋地区应成为中国地缘战略大棋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应以自己在南北关系中的“中间地位”为基础，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推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向国际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投资规模，让利益攸关方分担政治经济风险。开发能源资源，投资于基本建设和其他项目，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技术能力、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全球地缘经济战略。
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准确审视和充分利用国际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应当拉近而非疏远同俄印日美等大国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世界各大区域的地区战略，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构筑“和平发展大战略”。同时，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谨防虚骄之气。
王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