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关系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美是否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合作推进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中美之间到底是选择迎头相撞还是会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加强对话、克服战略信任“赤字”是关键。
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正确处理与中国这样新崛起大国的关系、怎样给中国留出发展的空间、怎样真正落实美国政府过去“欢迎”中国崛起的说法。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美国权力精英的反思是，过去“接触”中国的政策遭遇失败，因此不愿意改变过去不平等对待中国的做法。一些人甚至提出从现在开始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对待美国这一守成大国。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政策一直没有变，中国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对外政策目标与动机非常明确。中国需要向美国进一步表明，中国的目标不是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从而构建新的国际体制，而是继续推动中国与现有体制的深度融合，推动对现有国际体制的改革，扩大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
未来，中美关系面临两个前景的选择。一是加强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合作。中美可在全球治理框架、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维护共同利益。中美作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保持全球和平稳定、维护全球开放贸易体制与国际金融体制稳定负有特殊的责任。中美在过去较好地处理了彼此的关系，利害关系与共识都在不断增加，中美在G20框架内开展的合作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另一个前景是所谓的中美经济逐步“脱钩”。部分美国人士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即中美经济“脱钩”，各自构筑自己的体系，未来可能发生严重对抗。假如中美摆脱相互依赖的关系，就有可能回到冷战时期，“脱钩”代价巨大，并非中美现实的选择。在世界经贸格局中，5年前美国是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7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如今，美国是70个国家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130个国家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变化说明中美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中国的地位与影响明显上升。
在国际安全领域，二战后美国构建的国际安全同盟体系没有什么变化，这一体系与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美国政府应该意识到，其主导的国际安全同盟体系不能适应国际关系的新现实，构筑一个开放、公平、包容的国际安全体制是世界长治久安的要求与需要。
总之，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谁也离不开谁。美国对中国崛起感到不安、恐惧，不仅是两国经济军事实力的较量，也是社会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的较量，中美应加强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对话，消除误解。中美间国家治理模式现阶段冲突大于趋同。当前中美关系不同于以往，对等性、平等性在增强，中国在更强实力基础上与美国打交道。中美贸易战最终相互协商、让步的可能性更大，单方面妥协可能性较低。两国领导人的风格也对双边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中美双方必须了解，美国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离不开中国，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离不开美国。过去一百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量没有什么变化，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始终在四分之一左右，未来也可能是这样，只不过中美间力量对比的差距在缩小。中美之间差异大，相互之间可以学习的地方很多，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十分重要。
另外，由于技术竞争、战略竞争的提前到来，中美关系未来不确定性大为增加，需要双方战略智慧。从长远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与开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讨论、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正如中国“入世”后取得成就表明的，中国加大改革开放与美国的经贸要求并不完全对立排斥。
就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中美之间不存在“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战争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一旦发生冲突会使世界动荡。他强调，中美领导人应该清楚认识到，中美两国谁都不要期望完全改变对方，最重要的是，要有智慧防止重蹈一战前英德关系的覆辙。
原标题：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背后：全球治理合作的选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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