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至16日，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在巴黎开会，宣布集体制裁中国。之后，它们继续开动各种权力机器，包括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宣传的各种机器和工具，推波助澜，希望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就此彻底垮台。
1992年1月19日上午，邓小平专列到达深圳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接踵而至，更使中国内部的某一部分阶层和人士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中，政治态度更加坚决和强硬，振振有词地要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推行市场经济，使国家的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了。
1990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简称《学习纲要》十九条），并在按语中讲明：“此件业经中央同意”，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要认真学习。很明显，颁发《学习纲要》十九条，主要的不是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实际上是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大动员。夏天，中共中央党校专门举办高级干部学习班，重点是学习和领会《学习纲要》十九条，主题同样是“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
这年的下半年开始，《人民日报》和北京的一些刊物如《中流》等，就不断发表关于要“重提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大块文章。北京一份权威报纸发表的一封颇有来头的“群众来信”，强硬地指出：“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戈尔巴乔夫）叶（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中央的其他报刊和各省、市、县的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也有许多紧跟形势，连篇累牍地发表各式各样的文章，宣传《学习纲要》十九条的精神，提出“经济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从蛇口码头乘轮船前往珠海
此时，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尖锐的问题，搅动着已经在岗位上“全退”的邓小平的思绪。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强调经济“要实现适度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可惜，邓小平语重心长的这些话，没能够成为战略思路和方向。中国当时整个偏“左”的舆论导向也就没能够得到纠正。中国仍然像一艘缺乏明确前进方向的航船，不可能给力加速，只有随波逐流，甚至原地打转。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推行市场经济，使国家的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了。
据有关数据显示，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3.9%，1990年也只增长5%。这两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最低谷。不少企业倒闭，职工下岗，通货膨胀尽管从1988年近19%的高危状态降到了1990年的15%左右，仍然让广大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人心惶惶。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得不承认：“比较突出的是经济效益下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
邓小平对此当然不满意。1990年12月24日，他再次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更突出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中国是一个习惯于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国度。“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搞得人心不得安宁。海外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许许多多同胞、华侨、华人、国际友人也都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