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振铎 法国中欧城市学会
来源：澎湃新闻
刘瑜
刘瑜2006年的博文《飞越流水线》（后收录于《送你一颗子弹》）在微信时代经过各种公号的编辑，变成了《为什么我不喜欢学术圈？》。于是，一篇借电影《飞越疯人院》引申开的生活札记，摇身一变，成了刘瑜单挑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圈的冲突，它打破线性时间，流传于各种朋友圈，时不时被人翻出来讨论一番。
刘瑜“黑”裴宜理
这篇文章热度为何经久不衰？关键是那句“精致的平庸主义”引起的争议，她说：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这个水平上）。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
这戳中了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的痛点：量化考核导致的流水线学术生产，使本以“humanism”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文社会科学，要么变成服务权力的智囊或动机存疑的死磕，要么就回到虚无、自娱自乐、互相捧场。本为公器的知识创造，公与私变得模糊。
不管这两种趋势会不会从个别现象变成普遍事实，学术变得无趣确实是通病。这位当年在美国拉着行李箱往返于图书馆和宿舍借书的Miss刘又说：
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改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n万，弄出一本书n个论文吗？
虽然刘轻描淡写，也没直接说批评谁，但业界都知道这是在“黑”当时还未完全成名、但目前在中国已经如日中天的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业界对裴的评价不低，尤其从刘写这篇文章到现在的这十年，裴似乎有替代费正清等老一辈美国汉学家的潜力，成为再造“民国燕京学社”的新生代学术领袖。无论是学界的学阀还是一般学者，对裴宜理和她背后的哈佛，形成了一股哈佛燕京热。
刘瑜的争议在于她用戏谑的手法批评了一批不善于自黑（或者说自我批评）的、一本正经的人文社会科学家。虽然客观地说，用大众媒介的语言所作的随笔文章里的观点，不是科学结论，没有必要这么计较，而且估计刘瑜只是想借此印证自己的感慨而已。不过，要是把她十年前这篇对裴宜理的质疑以及对中国学界的批评放到今天的人文社科学界来看，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中国学界：从“不精致地平庸”到“精致地平庸”
刘瑜的道理在于，她的话里还隐约包含着一层潜台词：美国和中国社科的研究是有共性和内在关联的，美国社科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的动态与风气，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中国的社科研究。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界，从美国回国的学者主导着与“国际”（实际为英美）接轨的那部分社科研究的话语权、研究范式、理论动向和方法论，这一现状即说明中美的研究之间存在共性和内在关联。
这部分处于金字塔顶尖的人，博士学历至少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的top10，有美国终身教职或者美国名校的教学经历，以各类学者计划在国内名校工作，其履历上最耀眼的是一长串SSCI论文目录和各种名期刊编委，而且光这两项基本都至少可以打印一到两页A4纸，他们的论文里也充斥着各种数学模型，光架势就让人不明觉厉。
如果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这批大佬，不像中国老一辈学者，或是德、法、美一些真正的人文社科大家那样，能够用深入浅出的学术语言谦虚踏实地参与公共对话和社会议程，即便使用非学术语言，他们也无法做到通俗易懂和直入主题。这些大佬的思维与风格，变得像工程术语和机器一样生硬无趣。即使在学术圈能获得认可和尊敬，但确实如刘瑜所说，有点平庸主义的状态。
人文社会科学本应关注“人”这个根本命题，关注围绕“人”形成的社会机制，以及与之对应的伦理、哲学问题，但如今，它关注的却是定量、数据、模型、学术格式以及期刊等级这些因素。连一向固若金汤的历史学，也开始充斥着新清史、定量历史等从美国“发源”的新式范式和方法论。
刘瑜的文采，以及她对大众媒介话语方式的熟谙，确实使她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一般的接受了美国学术流水线训练的中青年学者，也不同于没有接受完整学术训练的老一辈学者。她关于学术为何变成“精致的平庸主义”的洞察无疑是深刻的：美国对文科标准化的痴迷，让追随美国的中国人文社科界和当年美国犯了一样的毛病，即未对宏观的历史掌握透彻，未对问题有深入理解就急于出成果。
逝去的毕仰高时代
刘瑜一文对美国和中国学界的善意批评，使我想到了八十多岁高龄、和裴宜理一样研究过中国革命起源、最近突然又活跃在中国学界话题中的法国汉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
毕仰高1930年出生在法瑞边界原属萨瓦公国的山区小镇乌吉，在附近城市尚贝里最好的沃日拉斯中学读完书后，他来到巴黎路易大帝中学读预科，和布尔迪厄、德里达同窗，都是“饱受巴黎中产阶级精英子弟欺负”的外省尖子生。1954年，在高师读书的他受阿尔都塞推荐，跟随地理学家让·德里施（Jean Dresch）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对中国的兴趣和访问中国的经历让他走上了一条研究中国的道路。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和德里达再次相遇为他俩之后共同成为高研院各自学科的掌门人埋下了伏笔。
毕仰高经历的是法国中国研究最辉煌的时代。1968年在索邦完成博士论文后，他在美国和中国台湾、香港游历，随后加盟高研院并成为中国中心的奠基人。时至今日，他还以《中国革命起源》《二十世纪中国农民运动》《往复：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等著作闻名海外中国研究界。
法国汉学脱离考古学、文学、古典历史学的独立学科区隔，以社会科学这个整体为研究范式，毕仰高是先锋者。加上他的学术背景并非来自汉学界本身，而是来自巴黎高师出身的法国传统精英圈，这使他不会受限于汉学名为独立学科实则是边缘化的文化研究，开拓出新路，还带出一批人，法国目前中国研究的大佬，一大批是他的学生。
毕仰高研究了一辈子的中国农民，最后隐居在普罗旺斯吕贝隆山区的海豚村，继续做农民。他的学术轨迹和治学态度，体现的正是一套从humanism，而不是依附于政治资本或社会资本而产生的学术体系。法国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开始的现代人文学，以及高研院开创的文史哲共融共通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让那些经典而迷人的田野方法延续了下来，更为此牺牲了英美那套资本主义的排名体系。或许真的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本为人与生活，若一旦沦为流水线生产，沦为权力的一部分，那就不是学术了。
可惜的是，毕仰高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中国学生基本在港台，法国自己也被美国体系冲击得七零八落。目前还这么“玩”的只有非常少的一些人。比如研究中国道教的法国汉学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就跟中国道长交了一辈子的朋友。劳格文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听课时，受康德谟（Max Kaltenmark）和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的影响，走上了用传统方法研究中国道教的道路，他从1980年代开始在中国东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目前在学界以深入和有趣的中国道教研究而闻名。
格尔茨：学术的权力场
劳格文这样总结他做田野的方式：“和田野对象交朋友，以人的观感和不那么玄乎的方法讲故事、说道理。”这在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身上找到了类似的轨迹与风格。在《追寻事实》这部传记式的作品中，格尔茨用他惯用的人类学方法和文风，回顾了自己在爪哇和摩洛哥四十年的田野历程，讲述了他是如何“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此外，他还对学科的权力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续着刘瑜“黑”裴宜理的潜台词谈格尔茨的问题刚刚好：一个人类学家，尤其是以“海外”为田野和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如何在田野的各种对象形成的权力诱惑（比如款待和政治礼遇）中，既能开开心心交上朋友，又不至于被权力束缚自己的研究——这是个技术活。
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十分推崇格尔茨，正是因为后者做到了这点。格尔茨把“事实”作为一个双重类比，进行延绵不绝的推导，这或许就是他把故事讲得深入浅出且有趣的窍门。
格尔茨并不直接研究中国，但对有国家主体意识的人类学家，他关于学术权力的讨论值得参考。格尔茨讨论了学术权力如何互相斗争，弱势方与强权者（学阀）如何斗争。在他看来，“学术”本身就是一个权力场。
在法国，二十世纪初一批年轻的人文学者，不满索邦神学院的旧体制，出走设立高等研究实践院，五十年后，另一批年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满高等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的“陈旧迂腐”，出走设立社会科学高研院。可见，学术，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结社探索真理的工具和形态，它不应该被某个阶级垄断，成为身份地位的区隔品。更要警惕的是，学术作为和政治、经济、社会并行的权力，可能沦为后三者中任何一种力量的附属物或装饰品。
毕仰高和格尔茨启发了当代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应该坚持什么。即使法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衰落，即使它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在英美的排名体系下被压得“无法翻身”，即使格尔茨等人在美国和中国都不占有主流学术地位，但他们曾经倡导的那些命题理应被美中一体化的人文学者，被潜在的“精致的平庸主义者”反思。因为，当我们在追寻想象中的中国或故乡，我们追寻的是权力与荣耀，还是人文与事实，决定了我们会不会成为平庸主义的走马卒子。
陈振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中欧城市学会（筹）召集人。相关文章参见公号《边城记》（Deaudo）。
刘瑜：为什么我不喜欢学术圈子
作者：刘瑜
昨天给以前一个老师打电话，给以后回国教书探路。谈话期间，老师不断蹦出这样的词汇：“每年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教学量”、“基本工资”、“外出讲课工资”、“评职称规则”、“项目申请”、“五年考核”……我突然两眼一抹黑――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么？一层层的套子，不断地往里钻？
总有一种冲动：老子去做自由撰稿人算逑了。
那天某电视台重放老片、Jack Nickson演的《飞越疯人院》。我看得津津有味，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不断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读了福柯的《疯狂与文明》，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它做注脚。今天我突然觉得，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
我不喜欢学术圈子，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这一点美国中国都差不多。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无非就是几道“工序”：第一，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但是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耶，退休工厂闹示威耶，官员很腐败耶，农民闹上访耶，乡镇企业不行了耶……第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字码齐，行分对，历史弄一章，现状弄两章，前景弄一章；第三，加点“理论”的“佐料”，“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这些材料说明了……”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前年A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有用……没用……有用……没用……有用……没用……得，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什么“此在”啊，“现代性”啊，“逻格斯中心主义”啊，等等等等。第四，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识水平相当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识水平的结论，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paper，出书，评职称，当专家。
比如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该教授在美国在世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大约能排前5名了。伊研究安源大罢工，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修正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n万，弄出一本书n个论文吗？
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So――？
在我眼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还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一、两次采访吃五年饭。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这个水平上）。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敢说，不懂），对于说明一个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其实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总得把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跨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仅此而已了。
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汪晖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1＝10也没事。
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 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
我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飞越流水线”的问题，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叛逆心理”，而是因为比较吝啬。我琢磨着，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年、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才的极大浪费呢？还有开各种鸟会、讨好各种牛人牛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目的proposal、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有的人可以甚至乐于寄生于这种体制，是因为他本来就无所谓心灵不心灵，这就是一个饭碗而已，正如编程序是programmer的饭碗，分析数据是analyst的饭碗，打扫卫生是钟点工的饭碗。但是俺这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愤青，当年投身于火热的思想工作，可真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的呀。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到最后，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俺是不是也有点那个倾向了呢？心里痒痒地想“飞越流水线”，但是又恐惧“流水线”之外的万丈深渊。说是说“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我还说“海阔任鱼呛，天空任鸟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