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的声音浪潮里，南昌三联特殊教育学校无声地存在了25年。
学校经常因为房租问题被迫迁徙。去年，它像一枚图钉，从地图上的一个点被拔起，摁进现在的地方。这是它第六次搬家。
这栋处在城乡接合部的3层民房，在货车、农用车、牛车、马车奔跑的公路旁。坐在教室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见3米外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绕到学校后面，是一大片荒地，穿过黢黑的隧道，再走上10来分钟，便到了另一条马路。
周围环境对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学生和老师都是聋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学校，手语是这里唯一通用的语言。
老校长何兴武大多在学校需要“物资”时出门。他蹬着人力三轮车捡过菜市场的剩菜叶，拉过高新区的锯木屑，到旧货市场淘学校需要的二手床。
老师们不拿工资。何兴武的爱人被学生们称呼为“师母”，负责学校后勤。74岁的余希建比何兴武小2岁，在退休后加入这所学校，教语文和数学。
生于1988年的邬凯旋在这里待了16年，她从这里毕业，又回到这里。最年轻的教师李尚津是95后，去年在网上寻到学校的信息，抱着“改变聋人教育现状”而来。
2006年，何兴武的儿子何彪来了，成为这所无声学校里唯一一个听说能力健全的人。他想帮父亲把学校办得好一些，“至少不要太苦”。
1
拔出铁栅栏内侧的插销，推开一米宽铁门，便进入了学校。
除了房东的狗和一只乖顺的猫，没有人察觉到访客的到来。
学生们都在3楼上课，分为低年级班和高年级班。教师李尚津讲着六年级语文课文《草船借箭》，他抡圆胳膊在头上画个圈，左手握拳敲下右手掌心，踮起脚，喘着粗气，佯装奔跑，两只手灵活地在空中变出“曹操”“周瑜”“吃惊”“希望”等学生需要识读的词语。
五年级学生闷头算着数学题，偶尔也会走神儿“听”一段儿草船借箭的故事，兴奋地打着手语回应，喉咙里不时发出声音。
四到六年级的同学能与人写字交流，但是文字与手语建构的沟通总有差别。来的人写：“在这里读书开心吗？”一个女生写下：“在这里读书使我很开心。”再追问：“有什么开心的事？”她想了一下，把上一句的答案又抄了一遍。
学生吃住都在学校。有的孩子能在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被父母接回家。也有被遗忘的，只有过年才有机会回家。
升级和毕业都由老师考核认定。基础不好，四年级得读3年；进步快，一年后能跳两级；也可能某一年，一个毕业生都没有。
年近80岁的老校长何兴武戴着老花镜，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课。“长期生活在这个特别的环境，感受不一样。用一个词语来说，‘我们是另类的人’就行了。”何兴武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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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创办于1994年。打那时起，周边农村的300多个聋孩子扛着铺盖，陆续来到这里。
何兴武见过十七八岁、二十几岁被送来读一年级的聋孩子。在农村，水牛和黄牛是家中贵重的资产，要有专人看管。这些孩子在家里负责放牛。每天早晨，他们将几块煮地瓜放进干粮袋，太阳下山前再赶着牛回去。来上学的前一天，有孩子对着牛抹眼泪。
也有光着脚板来学校的。除了上课、吃饭，他们大部分时候喜欢待在操场旁的树上或篮球架上，“像野人一样”。
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全国有残疾人的家庭户共7050万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户数的17.80％，农村残疾人口为6225万人，占全国残疾人口的75.04％。12.95％的农村残疾人家庭户2005年人均收入低于683元。15岁及以上残疾人文盲人口（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3591万人，文盲率为43.29％。
学校招收学生不设门槛。家里特别穷的，不收费或者学费减半，超过学龄的孩子也收，父母要外出打工，一年只能接回家一次的也留下。还有一些，是“家里多余的人”。
何兴武的儿子何彪记得，一年端午节假期，有个家在市里的孩子许久未见到父亲，想回家看看。能回家的孩子老师们很少阻拦。
几个小时后，这个请假的孩子又出现在了学校里，独自坐角落里抹眼泪。“我继母让我赶快回学校去，”他用手比划着“说”，“她说我们给学校交了生活费的哟，怎么能回家里来吃饭。”
何彪在电话里问这位继母：“他不可以回家吗？他回家住一晚，明天你们全家来学校吃一星期！”
看他拿着手机情绪激动，学生拉着他的衣角,“老师，不告状，不说了。”
学校还收了4名智力障碍孩子。最小的来时只有4岁，患有先天性精神病，被公益组织发现时，她已被关在小黑屋里多年，“像狗一样”。
学费收不上来，学校穷得“账上一直是负数”。何兴武和爱人把工资都垫进了学校，另外3位老师也不拿工资。
徐茜茜印象最深的就是老校长的人力三轮车。多年来，为了省菜金，何兴武蹬着车到20公里外的蔬菜批发市场买菜——其实多数是捡些人家不要的菜叶，每两周去一次，往返需要4个多小时。
何兴武采买回来，学生们一窝蜂围上去帮忙。那些破菜烂叶摊在地上，学生和老师蹲成一个圈拾掇起来。
有一年开春的采购，何兴武连人带车翻在了路边，菜洒了一地。他自己坐在办公室擦红花油、红药水。
“我作为过来人，深知聋残人在这个无声世界里所受到的痛苦和无形的无奈。”何兴武写道，“为了这些孩子，我别无选择。”
3
何彪第一次见到这所学校是在2005年，他从深圳回南昌省亲。一片云雾缭绕中，他打远儿看到一条印着校名的红色条幅悬挂在二楼。
走近才发现，白茫茫的不是雾气，是一楼的作坊在生产腻子粉。他撩起衣服，捂住鼻子和嘴巴，眼睛眯成一条缝，直接奔上二楼。
教室门窗紧闭，学生们在上课。他使劲砸门，试图让残存着微弱听力的父亲何兴武听到。
“你们就在这种地方上课？你们活这么大年纪无所谓了，孩子们还小，天天吸这个粉啊？”他没好气地问。
“我们这里挺好啊。”何兴武见到儿子一脸惊喜，堆着笑说，“门窗都关得好好的，不要紧。”
5月南昌的气温已超过30摄氏度。教室顶上的旧吊扇晃晃悠悠地转着。
宿舍里的床高低宽窄各不相同，没有两张床是一样的。学生从家里带被子。何彪捏了捏被子，很多被子中间空荡荡，头上一点棉絮，脚底一点棉絮。有的床单旧到不能再旧，轻轻扯一下就要碎掉了。
午饭时，何兴武留他在学校吃饭。一盆白菜炖豆腐块，没什么油星。他就着父亲从家里带来的辣椒酱，看着孩子们吃得狼吞虎咽。
“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你给他们吃这些真是好狠的心哟！”何彪忍不住和父亲争吵，“回去吧，别办了，别把这些孩子坑死了。”
何彪回到深圳后不久，学校又一次被“赶走”。何彪帮父亲找场地、筹措经费，还了之前欠下的2万多元房租。2006年，何彪辞了销售经理的工作，拎着几个包，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回到了南昌。他找了份时间相对自由的工作，方便帮父亲打理学校。
替父亲去教育局开会，给来学校做公益活动的大学生、志愿者当联络员和手语翻译官，何彪成了学校里唯一听说能力正常的人。
4
让何彪下定决心回来的，是他发现普通人轻易能做到的事，在聋儿眼中却是“天大的困难”。
“很多孩子一年才能见父母一面，家长都不来接，让他们自己回去。”从学校到汽车站，再坐上回到家乡正确的车，对于聋哑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何彪帮他们买好车票，送上车，再电话和他们的父母联系。
他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个小牌子，上面是自己的联系方式。何彪告诉学生，这是应急时用的，“如果你写不好字或者人家不懂手语，就把这个给他”。
第一个打给何彪的，是上海市一个派出所。一个毕业生离开学校，被骗进了一个盗窃团伙，接受审讯时什么都不说，只提供了何彪的电话。
“他也知道父母的电话，不敢说而已。”何彪又气又恨，“这时候就知道老师比他父母还好。”他联系孩子母亲，电话那头撂下一句“这孩子我们管不了”。
何彪买了当天下午的火车票，第二天天蒙蒙亮时，到了上海，把孩子接了回来。
何彪行伍出身，身材魁梧，说话的时候底气十足。有陌生人在校门口转悠，想接近学生，他黑着脸骂走。
“你看我，看看清楚啊，我原来是军人，现在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你不要搞错了啊，你如果想带坏我们的孩子，当心我扒掉你一层皮。”
他知道的另一所聋校，有一次同时被拐跑7个学生。
“为什么这些孩子到社会上就会被骗走？”何彪问自己。他不得不承认，学校更像一个封闭的世界，孩子突然进入环境复杂的社会，很难适应。
李尚津在文章里写道：“在特殊学校，学生只在同质群体里组成关系网络，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社会化，从而创造了一种残缺、封闭、狭隘的环境。”
有受骗的毕业生告诉何彪，骗自己的也是聋人。那些聋人告诉学生，老师很笨，不要相信他们，跟着自己走就能吃香喝辣。有的学生信了，跟着走了，到头来发现，对方是一个盗窃团伙。
逃回来的学生描述，自己如何被教两只手往开水里放，练习抓肥皂，如果不去偷盗就没有饭吃，会被打。何彪气得跺脚，有几次被气得说出“你们简直是猪”。“我说过多少次，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相信那些人的鬼话！”
何彪搞不明白，为什么聋哑人骗聋哑人更容易。
类似的案子并不少。2018年，长沙岳麓公安分局牵头破获的“龙盈”投资诈骗案，受害人几乎全都是聋哑人，涉案金额5.8亿元，而主要嫌疑人就是聋哑人圈子中颇有影响力的聋人企业家。
何彪想过，办一个针对聋人的再教育基地，帮助他们认识社会，也让聋哑孩子走出学校的时候有保护自己的本事。
5
学校毕业的孩子，多数回到农村，少数城市孩子待业在家，只有极少数人在社会上工作，缺乏“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关系”。
学校的高年级数学老师邬凯旋曾是学校最优秀的学生之一。2002年她从这里毕业，何兴武推荐她去读初中。后来，邬凯旋在中等专科学校学了计算机，在外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这里做老师。直到现在，她已经在学校生活了16年。
在学生们眼中，小邬老师“懂很多东西”。她平时喜欢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和NBA，“主要看他们的‘战术’”。
学校的新地址没有了操场，除了定期由老师带着去附近公园玩耍，学生几乎不出门。他们喜欢看《老夫子》漫画书，拧魔方，在手机上看一些搞笑视频。微信好友除了家人，大部分都是聋人。
放假回家，待上两三天便会觉得无聊。父母们没有学过规范的手语，近一半父母不识字，和孩子的交流仅限于吃饭睡觉。
三联学校里至今有5个毕业生不愿意离开。有毕业生已经成长为工厂的业务骨干，有望成为“既懂手语，又有技术知识”的管理人员，但还是辞职了，原因至今也不愿意说；也有的受不了工厂“每天只能上3次厕所，每次不超过5分钟”的规定，干一段时间便又回到了学校。
毕业生徐三毛，两年里做过六七份工作，现在在南京做外卖骑手。在学校的微信群里，徐三毛不时把送餐路上拍摄的小视频、顾客写的好评截图发进群。“想到更多地方看看。”他告诉何彪。何彪一面担心他做骑手的交通安全，一面觉得他应该尽快稳定下来，沉下心来在一个行业发展。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彭海惠9年前关注到三联特殊教育学校，甚至还搬进学校住了小半年。
彭海惠清点学校的物资，发现书包和笔“泛滥成灾”，这成了他日后公益培训的经典案例；爱心人士捐来了900多件衣服，学生和老师们欢喜地领回去；在一次全校大会上，他让学生在黑板上写，“我们的困难”“我们需要什么”，他拿这些需求去找公益组织和爱心企业；他也为学校建立了博客。
那一年，学校的办学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也有媒体扛着摄像机来采访，拍纪录片，还有更多的公益组织联系到学校。
2010年，20多名孩子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从南昌坐卧铺去上海看世博会。“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大的城市，那么高的楼。”徐茜茜用手语“回忆”着。
何彪感觉有了希望，和彭海惠讨论学校与学生的发展出路。
他们研究《江西省残疾人就业办法》，企业安排聘用残疾人就业，可以享受免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和减免企业所得税等社会福利政策。但也发现，有的企业为了享受政策，象征性地联系几个残疾人名额，但并没有安排他们上班，让他们待在家里，照发工资。他们依旧游离于社会和人群之外，被进一步边缘化了。
彭海惠和何彪希望学校向聋人职业技术培训方向转型，等孩子们毕业了，能真正进入企业工作。
为了试验想法的可行性，何彪选出优秀的学生，课余时间带着他们去扑克厂、手机充电器厂实习，从事简单安全的劳动。装一箱扑克得0.5元工钱，有学生一天可以装70箱，相当于厂里有八九年工龄的工人。厂长惊喜地告诉何彪，“你们的学生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而去广告公司实习的学生，因为不善于和客户的“人情”交流，碰了一鼻子灰。
这项技能培训规划因迟迟未找到资助而宣告“破产”。再后来，学生们都从工厂退了出来。
彭海惠转向了更广阔的公益事业，何彪继续回到现实，一面做自己的工作，一面让学校就这样活着。
6
隔三差五，何兴武的朋友们也会来学校。他们都是聋人，年龄与何兴武相仿，大多时候在后厨帮忙。
余希建是何兴武的朋友，在一家工厂干到退休，然后来学校义务做老师。每天6点半从家出门，骑一个小时自行车到学校上课，风雨无阻。
除了教学，他还负责丰富学校文体生活的工作。等孩子们升入四年级，他教他们刻纸画，有“双喜临门”“年年有余”“为人民服务”，复杂一点的还有《红楼梦》里的画片。每一名从三联学校毕业的孩子，都会这一手儿，就像是“祖传的绝技”。
有公益组织把这些纸画带到企业的年会上去义卖，40到60元一幅。何彪不喜欢“乞求”别人帮助学校，他希望孩子们能体会自食其力的快乐。
学生午睡，余希建忙着画“乒乓球单打比赛（女子组）”“幼儿组和培智班组”的赛程表，设计选手出场顺序和轮次。
学校和外界联系逐渐增多，每年接待的志愿服务次数不少于100次，厨房的米面粮油鸡蛋都由公益组织送来。邬凯旋回忆，自己1996至2002年在这里上学时，只有一所警察学校的学生来志愿服务。
毕业生徐三毛在2010年的作文里写道，“学校虽然穷，但充满亲情，社会上好心人经常给我们学校捐赠的东西真是多啊！就像爱心如潮般涌进了学校。”
学生们也偶尔烦恼，比如六一儿童节前后，总有爱心人士来探望。有孩子叹着气对何彪讲，“我这两天跳绳把脚都跳肿了。”但面对陌生人，他们依然配合着将活动进行完。
食堂餐桌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台24寸的液晶电视，午饭时会播放新闻。
5·12汶川大地震时，学生捐出了自己的零用钱，那通常是5角、1元的纸币。他们在夜晚站成一圈，手里捧着小蜡烛，为遇难同胞默哀。
“很多家庭因为这次灾难家破人亡，我想作为聋人应该更能感受不幸所带给我们的苦难。我们希望远方的同胞能在大家的关心下，勇敢生活。我们祝福他们明天会更好。”有人拍下了当年的照片，这是他们写给灾区同胞的话。
何彪想过，如果没有去年的搬校风波，也许学校可以一直这么生存着。去年8月，学校迎来了建校以来的第六次搬迁。从接到通知到搬离，他们只有一周时间。
听说搬家公司开价1万元，群里毕了业的学生急了，于是纷纷向单位请假，“我的母校要搬家，我要回去帮忙。”
8月的南昌连着几天高温预警。包括76岁的何兴武在内的师生，挥动扳手拆卸上下铺，整理图书、教具，清点食堂的锅碗瓢盆。
新租的民房刚刚装修好，一楼堆着没用完的水泥和腻子粉，空气中尘土飞扬。学生们像从泥水里捞出来的人。
教学场地的租金也从每年两三万元猛涨到10万元。何彪靠自己的能力已经填补不了学校的“窟窿”了。一年的房租分两次付，下半年的还差3万元没交齐。房东总是在学校堵住他。
教育局也对他们提出了整改要求，比如学校需要办理消防安全许可证，同时需要聘请专职的财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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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学校“鼎盛”时期曾有40多名在校生，现在不足当时的一半。六年级的学生罗峰用手语告诉记者，他的朋友在另一所聋校，现在学生也少了很多。
“最近助听发展快速，听力科学发展快，所以全国各聋校招聋生人数越来越少。”邬凯旋在手机上写。
在何兴武看来，如果聋儿能采取补救措施，恢复听力功能，那还能与有声世界里拥有同样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方法。
何兴武也关注着人工耳蜗技术，却也有许多疑虑。他把一个叫胡营辉的孩子拉到跟前，许多年前，胡营辉做了人工耳蜗移植手术，但是失败了，耳蜗开机后，他依然听不到声音。一对进口人工耳蜗的造价在20万元左右。家人无奈，又把他送回这里学习。
在另一家聋儿语言康复机构，记者见到了成功安装人工耳蜗的孩子们。和三联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一样，确诊为重度耳聋时，他们大多刚过周岁。幸运的是，在言语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些孩子安装了人工耳蜗，接受康复训练，现在看上去和幼儿园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她们对来访的人礼貌地说“阿姨好”，午饭后把小板凳搬到电视前看动画片，时不时互相讨论剧情。摘下耳蜗体外机的那一瞬，他们的世界瞬间安静。
原国家卫计委2017年公开的数据显示，我国有2780万听力语言障碍残疾人，其中0~6岁的儿童有13.7万，听力残疾每年新增2.3万人。
2009年，我国启动了“贫困聋儿人工耳蜗抢救性康复项目”，部分省市将人工耳蜗器械列入医保报销范畴。但仍有部分家庭无法支付高昂的费用。
“如果技术成熟，大量的聋哑症孩子可以进入有声世界。如果只有少数人能植入人工耳蜗，或是成功的案例很少，那他还是‘另类的人’。既不属于有声世界，也不属于无声世界。”
“我们假设，下一代的聋儿都能享受医学发展的红利，那这代人和上代人呢？”彭海惠带着一所大学的MBA总裁班又一次来三联学校做公益活动。回望9年前他和何彪一起起草的《三联特殊学校转型建议书》，他仍认为“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三联走不出困境的原因是“没有专业的人”。
“因为学校危在旦夕。”彭海惠又重新投入精力到三联特殊教育学校。他的初步打算是，把三联学校办成有文化教育、校办工厂、聋人养老为一体的公益机构。
彭海惠看中这所学校的家文化，“他们（聋人）在一起待着很舒服，这既解放一个家庭的劳动力，也能保证他们不去做坏事，不被人骗去做坏事。”
下课前，高年级的孩子们填了一份问卷。被问及“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所有人都答道，“是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