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陪伴百余癌友走完最后一程
做19年义工服务时长1.3万小时 被辱骂是家常便饭 希望生命能享受最后一缕阳光
过去18年，高正荣几乎24小时不关机，只要癌症患者一个电话，他随时都会赶到。
鲜有人知道，在寒冷的冬日凌晨，有人打电话来说，自己浑身都是屎尿，需要他马上赶到帮忙清洗身体，会是一种怎样的辛劳？鲜有人知道，在寂静的深夜带着两名女义工来到逝者家中，将遗体从楼上转移到楼下，再护送到太平间，又是种怎样的体验？但这些对于高正荣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作为深圳“临终关怀”义工服务的发起者，18年间，他一共陪同100多名病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他被称为“夕阳天使”。“临终的病人，他们生命最后的声音，一直激荡在我的心中，不曾离去。”高正荣说。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我的手机不能关机，在很多癌症患者眼里，我就是他们最后的亲人。”55岁的高正荣慈眉善目、声音柔和，两鬓已有了些白发。他总是很忙，在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她想在家中离开
下午2时，高正荣准时来到邹莉(化名)家中。对于邹莉的家，高正荣已轻车熟路，屋子从来不上锁，主要是防止万一她出了状况，义工可以随时过来抢救她。小屋内除了一台二手电视机，没什么值钱的家当，衣服散乱地堆在床上。房间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
两个月以来，高正荣是她见得最多的人，甚至多过了她的丈夫，而今，她已经独自待在家里3天了。两年前，邹莉患上了恶性肿瘤，医生宣布她的生命进入半年的“倒计时”。高正荣正是在那时走进了邹莉的生活中。邹莉在医院，他就在医院，邹莉回家，他就跟她到家里。还没来得及喝口水，高正荣就先帮她把午饭的碗筷洗干净。因为是癌症晚期，邹莉身体虚弱、瘦削，头发几乎掉光了，她瘫痪在床，大小便不能自理，帮她翻身、擦洗身子、清洗床单，是高正荣和同伴每天都要做的。高正荣每周要来这里3次，而邹莉的丈夫却已经一个月没露面了。帮患者端屎倒尿，高正荣觉得很自然，没觉得脏和臭。
两个月下来，高正荣已经成了邹莉无话不谈的“亲人”。邹莉没有别的心愿，就想在家中平静地离开，不想在医院去世。“我不想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那样我有些害怕。”邹莉啜泣着说。
对于这些人的心愿，高正荣一般都会尽量满足，但这一次，他很为难。高正荣也曾和邹莉的丈夫私下交谈过，丈夫不希望邹莉在家中去世，因为这样未来房子的租售都不易出手。“我很为难，毕竟这是他们的家事”，到现在，他还没想好怎么和邹莉说，每次到患者家中探视，高正荣至少要待4个小时，有时甚至是一天。
之前，高正荣也遇到过相似的案例，妻子得了癌症，丈夫不希望妻子在家中去世。那时，高正荣告诉她，需要到医院做一些检查，一旦有什么意外状况，医生也方便操作。最后，女患者同意去医院，并最终在医院离开了，“也算是善意的谎言吧。因为她的丈夫坚持要让她在医院去世”。
从事临终关怀近20年，高正荣见了太多的案例。他说，夫妻一方重病在床，伴侣逃避甚至抛弃的，不在少数。“有一位青海的女士患了癌症，在深圳去世后，我们通知丈夫来办后事，他不愿意。后来遗体火化了，我们前后催了半个月，他也不来领骨灰。”说起世间人情冷暖，高正荣唏嘘不已。
服务癌症晚期患者18年
2001年2月，高正荣加入深圳市义工联。同年9月，高正荣为九运会提供义工服务到深圳火车站接送运动员时，发现了一名义工脸色蜡黄。中午吃饭的时候，只见他从四五个药瓶子里拿出将近20片药，就着几口矿泉水，咕咚咕咚喝下去。高正荣上前问他怎么回事，对方却轻描淡写地告诉他，自己患鼻咽癌4年了。高正荣当时感到既震惊又感动，这名义工叫作张建忠。“像张建忠这样的癌症患者很多，他们知道自己的病很难治好，但能积极乐观地面对疾病。也有很多患者，得知自己得了癌症后陷入抑郁，几个月就去世了。我当时想，要是能经常去安抚他们，他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会高很多。”
另一位触动高正荣的是“深圳十大抗癌勇士”之一的杨冬松，他是一名脊髓神经癌晚期患者。20世纪90年代，杨冬松来到深圳打工，1998年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医生说他最多活不过两年。2001年，高正荣见到他时，他已经瘫痪在床上，妻子也离他而去，他的父亲在福建老家也身患重病，留下一个上初中的儿子。即便如此，杨冬松还是很乐观，他利用当时刚刚兴起的互联网来开网店做生意，拼命赚钱还治病欠下的债务，并供儿子读书。杨冬松的乐观让高正荣深受触动，他每周都要花上3天去探望杨冬松，为他做按摩、陪他聊天。高正荣陪护了杨冬松整整10年，直到他去世。
2002年8月，高正荣组建了关爱探访组，创立了深圳“临终关怀”服务，开始专门服务贫困的癌症晚期病人群体，由此开启了他18年陪护晚期癌症患者的人生。
陪100多人走完最后一程
高正荣服务的患者一般半年内就会去世，对患者进行临终关怀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同时还需要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关爱探访组在2002年12月1日招募义工时，只有7人报名。“很多人一听说要上门为癌症晚期患者端屎端尿，陪他们聊天，说不定患者突然就死在你面前就吓跑了。”高正荣说，在义工上岗前，他都会结合自己的多年经历对他们进行培训。
然而，被服务对象辱骂却是家常便饭。
“很多患者的情绪喜怒无常，有时脾气非常暴躁，挨骂是常态。”高正荣说，“很多患者如果没生病，大部分是家中的顶梁柱，患病以后感觉自己没用了，摔碗、砸东西、破口大骂等行为都是常见的。”
他将临终病人归结为5个阶段。第一，逃避阶段，觉得医生误诊；第二，愤怒阶段，“为什么是我得癌症”，患者暴躁、发脾气，不能接受现实，因此见人就骂；第三，接受现实期；第四，平和期，向义工、医护人员求助，获得心理支持；第五，临终阶段，交代遗愿，走完最后一程。
因为时而遭到癌症患者的辱骂，临终关怀义工也需要向人倾诉。有时团队成员在患者家中受了气，高正荣就要安慰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遇到服务对象去世的情况，义工们时常会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能自拔。高正荣说，起初每送别一位癌症患者，他就会忍不住泪流满面，难受好多天，但后来，他发现不能这样，“我们的任务是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安宁而快乐。所以，我们不能沉浸在悲痛中，因为我们马上要迎接下一位服务对象”。
为了释放大家的压力，每当有患者去世，高正荣都要组织大家去爬山、唱歌，释放负面情绪。 “我是这个团队的大家长，如果我都需要人安慰，工作都没法开展了。前一天刚刚送走一名患者，又需要擦干眼泪笑着迎接下一个服务对象。有时压力太大，就对着窗外大吼几声。”高正荣说，18年间，关爱探访组团队也由最初7人增长到100余人，服务各类贫困病患超过6000人，其中临终患者超过300人，而他本人送走的患者有100多人。
让患者“干干净净”地离开
“ 4月19日，星期一，早晨7∶20和7∶30，两个年轻的生命一前一后结伴告别了我们。这天早上我还在床上，一个电话打来，一听是游游妈妈抽泣的声音，她说游游刚刚走了，希望我过来帮忙，我马上翻身起床，很快搭的士去了北大医院。刚上的士车没两分钟，凡双峰的电话又打来了，说刘芳刚刚已经去世了，让我快点过去。”
这是高正荣的一篇陪护日记，刘芳是他接触过“最难伺候”的服务对象，“她身材高挑，很漂亮，浙江人，直肠癌晚期，多器官扩散转移，性格倔强”，一开始，她还住在医院的高级病房，但两年后便没钱继续住下去了，只好住普通病房。因脾气暴躁，病房里的其他室友都被她骂走了，就连她的父母都被她骂走了。很多义工去了一次之后，再也不愿意去第二次。但高正荣明知每次上门都要被骂，但还是硬着头皮去。
因为疾病，刘芳每天都要在床上大小便。几乎每次进入刘芳的房间，都臭气熏天，义工们要先放水为刘芳洗澡，把满是粪便的衣服和被子被单先用手洗一遍。高正荣每次见刘芳的第一小时，是在她的骂声中服务的，最后的一小时，是在她的哀求中服务的，她每天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明天一定要继续来啊，我不想死在屎堆里啊”。
就在她去世的前一个晚上，高正荣又接到她的电话，说她又拉在床上了，求高正荣赶快去给她洗澡。高正荣连夜和四名义工去给她做清洁，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刘芳已经没有了呼吸。
“她终于没有‘死在屎堆里’，干干净净地走了，这是我们最欣慰的，也是她最希望的。”高正荣经常拿刘芳的案例给队员们鼓劲，“这么棘手的服务对象我们都能坚持，还有什么不能坚持？”
让生命享受最后一缕阳光
高正荣是一家培训机构的教师。他晚上和周末上课，周一到周五，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探视患者上，这也让他的终身大事被“耽误”了。高正荣说，当义工19年间，虽然也见过很多女孩，别人也介绍过很多，但都因为他过于投入，很少有时间谈恋爱，最后都没有成。
有两个女孩让他印象深刻。第一个女孩，有一天晚上两人约了吃饭看电影，但癌症患者一个电话打过来让他过去，他就二话不说赶过去了，陪了患者3个小时。女孩在约定地点等了两个小时，打电话给他，他老实交代，在陪一名女患者。女孩怒了，“到底是我重要还是你的女患者重要”，两人就这么吹了。
另一个女孩，高正荣和她交往了两个多月，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女方提出高正荣必须在深圳买房。当时，女方愿意出大部分的钱，可高正荣连4万元都拿不出来。“我跟她坦白，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在深圳买房。我也实在拿不出4万元。最后就分手了。”
直到2009年2月，经别人介绍，高正荣才与一名小自己十多岁的女孩结婚。这一年，他已经整整43岁。直到现在，54岁他的女儿才上小学二年级。然而19年间，高正荣累计做志愿服务时间已有约1.3万小时，他获得了全国“十佳生命关怀志愿者”、广东志愿服务“最高荣誉奖”、感动深圳十大“最具爱心人物”等数十个奖项，并获选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火炬手。
但对于荣誉，他看得很淡。“让生命享受最后一缕阳光才是我最看重的。”高正荣说，做临终关怀义工，虽然辛苦，周围的人也不理解，但也有收获，如今，他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和家人的重要性，“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会坚持做下去。”
原标题：男子做19年义工服务时长1.3万小时 被辱骂是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