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源网法治频道：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信息网络不仅推动了社会进步，也成为滋生新型犯罪的重要土壤。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高发频发，且逐步呈现出**“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显著特征，被称为“三低一高”现象。据2025年最新司法数据，3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已超八成，25岁以下青年占比接近三分之一，警示意义重大。
一、被忽视的“数字陷阱”：帮信犯罪低龄化加剧的多重诱因
帮信罪，是指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技术支持、账号租借等帮助行为，严重干扰社会治理秩序。过去，这一罪名多见于专业“跑分团伙”或技术型犯罪支持者。而今，随着诈骗链条下沉，越来越多初入社会的青年、在校学生，甚至未成年群体被卷入其中。
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包括：
“高薪兼职”的诱导性强：不少青年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渠道误入灰色兼职，被诱导参与“洗钱跑分”“账户出借”等非法行为，成为诈骗链条的“工具人”。
法治教育缺位：多数青年缺乏网络法治意识和金融风控知识，尤其是中职和高校教育中相关课程普及率不高，面对灰产诱惑难以辨识风险。
边缘群体的数字困境：低收入家庭背景叠加失业风险，使部分青年甘愿为微薄报酬出租银行卡、协助转账，最终承担严重法律后果。
二、“三低一高”画像下的风险裂变：远超治安范畴
相关司法判决和公安数据描绘出如下画像：
低龄化显著：35岁以下涉案者占比超80%，在校学生、职校毕业生、无业青年构成高风险人群；
学历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近四成，信息辨识与网络风险防控能力普遍薄弱；
收入水平偏低：绝大多数被告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不乏以“补贴家用”为由出借账户；
初犯比例高：九成以上为首次违法，缺乏主观恶意但行为后果极其严重。
这些数据表明，帮信犯罪的治理已不能仅靠传统刑事打击，而应纳入国家数字治理和社会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从教育体系、金融系统、家庭监护到平台监管，每一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将青少年推向法律的边缘。
三、全球比较与中国对策：构建系统化“防范型法治”路径
放眼全球，各国早已将“防范帮信犯罪”纳入数字安全与未成年人保护框架：
新加坡：将SIM卡与银行卡出租行为定为严重刑事罪，设立高额罚金，重塑“底线意识”；
日本：在高中阶段设立“网络伦理与金融防诈”课程，提升学生识别AI诈骗等新型犯罪的能力；
欧盟：推动数字身份立法，对高风险行为标签进行系统化标注，实现交易实时拦截。
相较而言，中国亟需构建“精准打击+系统预防”的双轨机制：
教育制度前移：推动网络法治教育进课堂，结合真实案例、模拟审判，引导青少年知法、懂法、敬法；
技术手段赋能：金融机构应加快应用AI监测与风险建模技术，自动识别异常账户行为，实现事前阻断；
立法精细化：清晰区分“主观故意”与“无意识误入”，避免“一刀切”式刑责打击误伤教育对象；
多元协同治理：政府、平台、学校、家庭共同构筑网络诈骗与帮信犯罪的“社会防火墙”。
四、结语：法治不是冷冰冰的审判，而是有温度的保护机制
当前帮信犯罪所体现的“三低一高”现象，反映的不是个体的道德沦丧，而是制度体系对青年群体教育、保护、引导的失守。法治的根本目的不仅是惩治，更是预防与挽救。
一个青年的初次错误，不应成为一生的沉重枷锁。我们必须以系统治理的视角，修补法律与教育之间的“断点”，以真实案例筑起风险防火墙，为青年一代点亮更清晰的认知灯塔。
作者介绍：
曹晨，全球资源网特级法律顾问、全球华人记者联合会首席法律顾问；曾任中国自贸区联合会副秘书长、首席法律顾问，中华全国道德促进会副会长、首席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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