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统一、民主、富强的中国，应当是近代以来每一代中国人的中国梦。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要在本世纪建设成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在1980年代，邓小平也已经把和台湾的统一，提到政治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没有把统一放进去。不过，如果没有统一的国家，这个中国梦就会大打折扣。今天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实现两个“百年”梦，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现在看来，第一个百年的目标，即全面小康社会，已经是触手可及了。但第二个百年梦呢？如果到了2049年中华人们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台湾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或者香港仍然有那么多人闹分裂，人们会怎么想呢？
香港和台湾两地的情况很不容乐观。尽管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实行了“一国两制”，但这并不是说香港真的已经回归了。很多年来，香港人的“中国认同”或者“国家认同”越来越淡薄，而1997年之前羞于见人的“英国殖民地认同”不仅公开浮上台面，而且越来越高涨。更令人惊讶的是，近年来香港出现香港独立力量。一些人总以为这只是绝少数人，往往对之不屑一顾。但这样肯定大错特错。最近香港一次广为西方传播的民调显示，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支持香港的独立，而这个数字在年轻人中间更高。刚刚结束的立法会选举更确认了这种趋势。
台湾的情况更不用说了。至少有五个内外因素正在促成台湾的分离运动。第一，台湾本来就具有独立原教旨主义政治势力，并且力量不小。这股政治力量的主要组织和制度载体是民进党。尽管民进党今天也出现温和的力量，但为了执政，民进党很难真正放弃其台独纲领和目标。第二，近年来出现了新的独立力量，即台湾所谓的“天然独”，主要以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群体为主。（这个群体和香港的“独立力量”雷同。）第三，国民党的衰败。尽管国民党很难说是统一的力量，但至少是维持台海现状和稳定的力量。不过，国民党在台湾的衰败变得不可避免。在中国意识越来越淡薄的台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求生存，国民党内部的“本土化”趋势也是很显然的。
第四，民进党执政。尽管在处理两岸问题时，执政的民进党不太可能走过于激进的路线（例如“急独”），但必然会继续以各种方式往“独立”的方向行走，例如在各方面“去中国化”、打压国民党、联合支持台独的国际力量等。第五，随着中国本身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国际环境也有可能朝着“台独”的方向发展。自陈水扁以来，中美关系是台湾国际环境的大格局，有效制约着台独力量。但如果中美关系恶化，美国肯定会利用台湾为中国制造麻烦。从台湾的角度看，民进党政府必然实行亲美、亲日的政策。
大陆对香港和台湾的处理方法无非就是“大棒加胡萝卜”。在大棒方面，针对陈水扁时期的台湾独立运动，大陆制订了《反国家分裂法》。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绝对不会放弃硬的军事方法。台湾一旦独立，中国必然会诉诸武力来遏止或者追求统一。不过，如果是使用武力的方法，不管谁胜谁负，肯定会是对中华民族的一次大伤害，并且很可能两败俱伤。针对香港，因为这些年形势的恶化，中国大陆方面也从各方面收紧了政策，至少从以前平衡地强调“一国”和“两制”，转型到今天强调“两制”是“一国”之内的“两制”。如果香港真的闹独立运动的话，大陆也必然会推出更加强硬的应对方法。不过，如同对付台湾，所使用的方法越强硬，所导致的反弹也会越厉害，大陆和香港的一些政治势力之间的对立也会越严重。
虽然中国大陆不会放弃使用强硬的手段，它们却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灾难。因此，大陆也一直在追求和使用“胡萝卜”的方法，即通过经济贸易和社会交往等方法，来改善中国大陆和两地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很多年里，这些方式也的确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如果没有大陆和两地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双方之间的关系会演变得怎样？
经济上过右政治上过左
不过，需要反思为什么“胡萝卜”的方法，在一些方面促进了与香港和台湾的整合的同时，在另一些方面反而导向了分离力量的崛起呢？必须寻求两地中国认同被弱化的根源。多年来，大陆对两地的政策存在着经济上过右、政治上过左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导致了两地民众对大陆的错误认知，也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认同。
从经济上说，中国大陆一直在努力通过强化经济贸易，来促成和两地的整合的同时，让两地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但这种方式的结果是大部分经济利益，被输送给了两地的大资本家和企业，平民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一些人甚至成为牺牲品。在今天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普遍地导致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这也是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根源。不过，对香港和台湾来说，它们的全球化离不开和大陆的经贸关系。即使这两地不是和中国大陆发生经贸关系，而是和西方发生，也同样会产生这种结果。因为是和大陆的关系，这两地很多人就迁怒于大陆。对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分化，都对年轻人不利，包括就业、住房、薪水等。一旦这个年轻群体把自己的现状归于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他们很自然形成了错误的认知，因此也是错误的认同。
如果在经济上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得过左一些。这主要指在处理与香港的关系上，因为大陆对台湾很少有政治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方面经常存在“左”的倾向，这是因为中国受帝国主义欺负，并且很多国民对外在世界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对外在世界经常抱有怀疑甚至敌视态度。同时，国内的民粹主义也很容易转化成为对外的民族主义。香港尽管已经回归，但在处理香港事务时仍然像处理外部事务那样，宁左勿右。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回归之后也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去殖民地化”，因此情况复杂。但管治香港官员的那种越左越爱国的态度，把事物推向了反面，把原来具有国家认同的香港人“异化”成为对殖民地的认同。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香港推行的爱国教育运动。在“一国”的构架里面，推行爱国教育运动非常必要。（实际上，九七回归之后应当立即进行，不知道为什么推迟那么多年。）但推行的方式和教育运动的内容“过左”。这种方式即使在大陆也必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更不用说在经历殖民时代之后的香港了。多年来，大陆与香港民主派之间并没有具有实质性的沟通，大多都是通过媒体，这样造成了双方之间毫无信任可言，经常处于对抗状态。
如果要改变香港和台湾的局面，促成大陆与两地的关系向整合方向而非分离方向发展，大陆必须首先改变现在的思路和具体政策。这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着手来抓。
在政治上，中国要加快探索中国民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说，现在探索中国民主已经进入了战略机遇期。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民主本身出现重大问题，处于民主的低潮时期，给予社会的大多数一个机会来反思西方式民主。冷战之后，西方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不遗余力，尽管表面上看更多的国家或者地区变民主了，但民主的质量越来越差，很多地方演变成为无政府状态，甚至是失败国家。更重要的是，西方民主本身在今天遇到前所未有的来自自身的挑战。近代以来西方民主的社会阶级基础是中产阶级，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已经对西方的中产阶级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西方各国民粹主义崛起，已经向西方提出了民主往何处去的问题。
中国式民主在逐步形成
这也反映在港台两地。在台湾，西式的民主已经大大弱化了台湾的经济和政治。在经济上，民主化之后，台湾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已经大大落后于其它三个“四小龙”经济。在政治上，民主化之后，社会越来越分化。政治人物操纵族群政治，人为地制造族群分裂；而全球化又导向阶级利益之间的分裂。尽管台湾民众认同民主，但客观上说如果现状不能得到改变，人们看不到台湾民主的未来。无论是中国大陆的继续崛起还是西方民主的消退，都会对台湾民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重大影响。香港也是如此。香港仍然处于民主化的早期，但已经如同台湾那样过度的泛政治化。尽管人们相信香港会民主化，但是如果走向台湾式的民主，必然也是前途暗淡。
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层对西方式民主一直持否定态度，实际上中国也走不了西方式民主道路。中国所需要的是尽快走出一条自己的民主化道路。实际上，在实践层面，中国式民主也在逐步形成，即把传统的选拔制度和当代的选举制度、传统的贤能政治和当代的民主政治有机结合起来。中国民主需要向这个方向推进，一旦到位必然成为西方民主的一个替代。
在经济上，中国必须改变思路，实行更加开放并且能够使得香港和台湾的大多数民众受惠的政策。这方面，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例如中国可以先构建一个环珠江口大湾区，把广东的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整合进来，形成一个内部版的“欧盟”或者共同市场，确立大陆和港澳之间的统一经济市场、劳动力市场、服务市场、社会政策（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等。这种做法就可以有效打破少数资本对经济利益的垄断，而把经济利益导向更广泛的民众。
当然，不能过于天真地认为这些方法可以自动地导向统一。可以假定，在香港和台湾，总会有激进的政治力量出现，总会存在独立的力量。不过，独立的力量是否有效，取决于它们所能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从长远看，这些方法通过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整合，会逐步改变香港和台湾人民的政治认同。这样，在遏止独立力量的同时营造最终的政治解决方案。
总而言之，要实现“统一”这个百年中国梦，人们不能墨守成规地等待统一的到来，更不能抱残守缺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而必须持开放心态，面向未来，具有进取心，在动态过程中找到有效的统一方法。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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